“吃一堑长一智吧，上海的情况太复杂了，未来一段时间斗争会更加激烈，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都是这样，你在汉口土生土长，应该对大城市的复杂性有深刻的认识。”董先生说道。
“我十五岁就成为组织的外围成员，一直在汉口搞学生运动，师范毕业后去了部队，感觉并不复杂啊。”安意有点天真的说道。
董先生看了看她，叹息一声。
地下工作是一种特殊工种，跟搞学运和工运不一样，长期潜伏对一个人的心志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考验，不过归根结底一句话，就像路鸣说的那样，第一要务就是生存。
只有生存下来，才能谈到战斗，如果连生存关都过不去，那就一切都是空谈。
“老董，你说路鸣能帮我们搞到那些物资吗？”安意问道。
“我相信他能搞到，如果连他都没办法，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肯定也搞不到，首先他脑子灵活，其次他有四通八达的社会关系。”董先生说道。
董先生当然知道，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各个部门里都有潜伏人员，不过这些人都各自有各自的任务，既不能横向联系，更不能聚集在一起。
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组织纪律不允许。
自从顾顺章叛变之后，几个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都被连根拔起，就连中央特科的几位首长都处在危险之中，如果不是钱壮飞及时警告，很可能也会被敌人抓住。
这次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中央决定各大城市的地下党必须切断横向联络，如果一条线上出了叛徒，不至于影响其他线上的潜伏人员。
在上海，唯一能进行横向联络的人只有董先生，总部给上海地下党各条支线的指示，都是通过这部电台下达，再由他负责传送出去。
董先生对这次上级交代的任务感到深深的忧虑，如果没有路鸣的帮助，他不敢想象如何才能完成。
上海地下党人数是不少，但是不可能全都发动起来到处购买物资，那样的话肯定会惊动敌人，万一被敌人察觉了，顺着购买物资的这条藤一点点排查，就有可能把所有同志全都查出来。
董先生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路鸣。
不仅要跟路鸣借一大笔钱，而且要求路鸣购买紧俏和严控的物资，这几乎是要路鸣承担性命的风险。
“他真的这么有钱吗？我看他答应的这么爽快……”
安意有些怀疑路鸣是不是假意答应，然后回头就忘了。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而是一笔巨款，更别说军火、电台、药品这些国民党严控的物资，路鸣怎么能弄到手呢？
“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不过在上海的富二代里，他可能是最有钱的，当然也是最低调的。”董先生说道。
“我真是不懂了，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好好的做实业，干嘛去当特务？”安意不解道。
“他不是都说明白了嘛，是他后面的人也就是盛有德安排他这样做的，他没有选择权。”董先生淡淡说道。
“原来他也是一个可怜的人，不过是别人手上的棋子。”安意有些鄙视道。
“话不能这样说，我们也是组织派来上海的，难道说我们也是组织的棋子？”董先生对安意的幼稚想法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他怎么能跟我们相比，我们是干革命的人，为的是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安意仍然坚持她的根据地思维。
董先生耸耸肩，他并不喜欢安意说到革命者时的那种天然的优越感。
董先生认为，革命者并不具有天然的优越性，相反，革命者应该把自己和最底层的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
在董先生的心目中，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土壤，是养育他们的大地母亲，他们不过是这块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根坚韧的野草。
不过董先生今天实在是有些累了，脑袋里嗡嗡作响，不想再争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