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八（4月14日），李自成军至宣府，监军杜勋、总兵王承胤降，巡抚朱之冯自尽，城陷。崇祯皇帝又一次下罪己诏，其中言辞更加痛切，并宣于向百姓加征之钱粮，向商民加征之税，一律废止。同时，急调提督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城，并号召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
三月十一日（4月17日），昌平总兵唐通率八千官兵抵京，崇祯帝赐银币，慰问再三，赏四千两白银犒军，命与监军太监杜之秩守居庸关。
山东总兵刘泽清初谎称己病，后得朝廷赏银后，率部在临清一带，纵兵抢掠一番，随即撤回原地。
三月十五日（4月21日），李自成军至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同时，刘芳亮率领南路军，东出固关后，真定太守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降。
三月十六日（4月22日），李自成部过昌平，抵沙河。
而就在这一天，齐国驻大明使者黄子加一行，在数百雇佣镖局护卫的簇拥下，携一百余车辆，出广渠门，往东而去。
回头看了看巍峨高耸的北京城墙，黄子加微微叹了一口气。数日前，在贿赂了大太监曹化淳后，获得了与崇祯陛辞的机会，顺便试图劝说其离京避难。
在短短两刻钟的交流过程中，崇祯面容严肃，神情憔悴，眼神也是有些飘忽，半响未发一语。
黄子加情急之下，力劝崇祯出天津，乘船往江南，以避流贼大军锋芒。
崇祯愕然，沉思良久，随即轻轻摇头，轻叹曰：“事急矣，国君死社稷，何至逃奔于江南？徒增笑耳！”
黄子加再劝，留一息尚存，方能有反转之机，国家事大，系于皇帝一身，不可轻言生死。
崇祯默然，以目示东阁大学士首辅魏藻德，却见其闭目不语，再以目示右副都御史兼东阁大学士阁臣方岳贡，也是沉默不语。
崇祯帝微叹，摇头道，齐藩使者无需多言，收拾停当，可自去。
黄子加再问，可否将皇亲贵胄随同使者车队先行撤往天津，继而转运至南京，以防有变。
崇祯闻言，思索良久，挥手屏退众人，转身离去。
黄子加不复多言，离开皇宫后，立即开始组织尚留京人员全部开始撤离，同时，将前期贿赂工部的营缮清吏司、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等部门官员和太监而获得的数百工匠尽数分批离开京城，前往天津。
在三月十六日这天，闻知李自成军已至昌平，黄子加不再耽搁，驱赶车队全速离开京城。
三月十七日（4月22日），京营总督襄城伯李国桢统三大营京兵于城外迎击李自成军，大溃，国桢逃入城中。
三月十八日（4月23日）李自成遣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秘谈。约，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崇祯召首辅魏藻德计议，魏藻德恐蹈陈新甲后尘，鞠躬俯首，不发一言，崇祯愤而斥之。
三月十八日，齐国使者车队于武清和前来接应的一百陆战队汇合，继续赶往天津，途中击杀流贼数股。
三月十八日午后，李自成军见与崇祯交涉未果，遂全军攻城。李自成军以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守军或逃、或降。下午，曹化淳开彰仪门，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太监王廉急告皇帝，崇祯在宫中饮酒长叹：“苦我民尔！”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一剑刺死。随后，崇祯逼周后自杀，其余后妃尽皆赐死。
然而，整个皇宫惶然无措中，谁也没留心到，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长平公主朱媺娖、昭仁公主朱媺萱等五个崇祯子女皆不在宫中，不知所踪。
三月十九日，齐国使者车队于天津左卫附近遇勤王新军，新晋为副将的朱世瑞下令尽征齐国使者车队以为军中补给，陆战队遂持枪与之对峙，隐有火并之势。
新军游击蒋永锐（因攻朝有功晋升）力劝双方止戈退避，勿要自伤和气。
新军官兵翻检车队所运之物，发现均为典章古籍和历代器物，金银布帛和粮食未见其中，同时摄于齐国军威之利，罢兵西去。
离去之时，黄子加告知于新军游击蒋永锐，此去京城勤王，恐为时已晚，望其收拢约束军伍，保以全身，以做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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