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崇俊说道:“除了开疆拓土,朝廷还想取消朝鲜的白银禁令,让我天朝银元在朝鲜通行无阻。这个事情,比拓土更重要。”
朝鲜的币值改革,改得有些让人啼笑皆非。
来自中国的铜钱,通过商贾发行到各地,却坚决不使用中国的银元。甚至,官方禁止白银交易,朝鲜国内只允许用铜钱。
这种禁银令,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
朝鲜最初需要向大明进贡白银,数量也不多,每年六七百两银子。朝鲜君臣为了贡银,不但搜刮寺庙,甚至为了几百两银子,专门开采几处银矿。那些银矿,采够六七百两就停工,等下次进贡之前再度开工。
一直到嘉靖年间,大明才允许朝鲜不再进贡白银。
早年禁用白银还说得过去,因为铜钱都没有普及,朝鲜国内流行以物易物。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量越来越大,继续禁银就纯属扯淡了,朝鲜君臣简直在瞎搞。
这种瞎搞,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地方。
先给商贾颁发牌照,拿出一部分实物税,交给商贾处理,再卖给国内的官员和百姓。每个环节,朝鲜君臣都牢牢控制,每个环节,两班贵族都能捞上一笔。
前几年改革,引入中国铜钱,两班贵族又通过商贾,掌控了铜钱的发行渠道——贵族掌控京商,让京商发行铜钱。京商又把铜钱给松商,由松商把铜钱发行到地方。仅铜钱发行环节,在京城就已层层转包。
朝鲜的禁银令,曾把中日两国都搞得很无语。
日本当初开采石见银山,一下子变成白银输出国。日本使臣安心东堂,带着八万两银子,跑到朝鲜来做交易。结果,一两银子没用出去,只能带着银子原路返回,搞得像是专门来朝鲜炫富的。
而大明援助朝鲜时,由于运粮不便,带着大量白银过来,想要在朝鲜就地购买粮草。明军的银子,同样一两都用不出去,导致战争前期严重缺粮。
随着中国铜钱的发行顺利,如今全朝鲜的商人,都希望能够破除白银禁令,因为使用铜钱搞大宗交易太累了。
二人一通商量,决定继续进兵。
几千大同军坐着战舰,隔日便抵达开城附近。
还没来得及友好交流,朝鲜君臣便又跑了,一路北上逃到新溪,留下大同军将士在风中凌乱。
什么鬼?
朝鲜君臣不断逃跑的消息,被湾商(保州商贾)故意散播。
保州自从被中国占领之后,很多湾商都变成了中国百姓,垄断着鸭绿江的商业贸易。但他们的商业网络,遍及整个平安道、咸镜道和黄海道,跟松商有着激烈的竞争关系。
松商想要内附中国,是想干翻京商搞海贸。
而湾商想要朝鲜灭国,则是想把商业触角,延伸到朝鲜的中南部市场。
此时此刻,湾商借机搞事,利用“湾房”传播朝鲜国王败逃的消息。
平安道的朝鲜农民,早就知道保州农民日子好过,每年都有农民拖家带口偷渡保州。保州城外,方圆数十里,都以实质被中国控制,土地也早就已经分完了。
无法在保州获得土地的农民,心中对朝鲜国王怨恨无比。而且朝鲜君臣,还在边境大量驻军,抓捕杀戮试图偷渡的农民,平安道农民早就怨气丛生,爆发起义只缺一个时机。
朝鲜的土地矛盾怎么说呢?有点类似明末。
自从燕山君之后,土地交易被默认合法。两班贵族的土地,最初集中在京畿道,继而往中南部的江原道、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扩张。
朝鲜中南部,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大量隐田不缴纳税收。
于是,税收就转移到北方的平安道、黄海道和咸镜道。那些地方本来就穷,还特么要加倍征税,而且服兵役也是这三道最普遍。
这几十年来,先是咸镜道农民起义,坚持三个月被镇压。期间,有个叫李施爱的大地主,混进起义队伍,自称王室后裔,想要改朝换代。
接着是黄海道农民起义,首领叫做林巨正。这次闹得更大,多次击败朝廷军队,足足坚持一年零两个月。期间还逼得朝鲜国王,给黄海道、平安道免税一年,防止更多农民加入起义。
却说朝鲜君臣,逃到新溪之后,平安道农民就闹起来了。
朝鲜的平安道,你可以理解为中国的陕西、山西。这些年灾荒不断,赋税却越来越高,偏偏还有个保州,那里的农民安居乐业,把平安道农民给羡慕得要死。长此以往,能不造反吗?
最初只有一千多农民起义,短短几天时间,起义部队就发展到上万人。杀死乡绅地主,攻占州县城池,吓得朝鲜边境军队,全部跑去保州请求大同军庇护。
紧接着,黄海道农民也跟着造反,两股农民军南北夹击,竟然把平壤城都给打下来。
继而兵峰朝向东南,杀向朝鲜国王所在的新溪。
农民军有着鲜明的起义口号:“做天朝民,耕天朝地,过天朝好日子!”
朝鲜君臣吓得不轻,一边朝着金化撤退,一边下令全国勤王,同时派出大臣跟大同军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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