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顺国这么一个各种机缘巧合碰撞后产生的国度内，迥异于南明和清国的社会秩序在一些大型商业城市内慢慢产生了，然后开始向小城市和乡村渗透。这个渗透的过程注定是缓慢和痛苦的，但目前看来同样是不可逆的，姜云帆研读材料时就很有兴趣地想知道，这种社会的移风易俗到底会进行到哪一步，才会引来传统势力的大反扑。他不认为传统士绅现在就束手就擒了，事实上他们的力量还很强大，控制的人口也更多，只不过在商业城市内相对较为势弱罢了。相信一旦顺国上层改弦更张，更加青睐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话，相信这些士绅很快就可以打败城市里的那些“兴风作浪”的大商人，这毫无疑问。
姜云帆及一干随从没在码头上多逗留，事实上像他们这种穿着衬衫、长裤，戴着礼帽，剃着短发的外来人，从来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也很容易受到一些自认为受到了伤害的传统中国人的痛骂、指责乃至袭击。不过幸好巴陵县和岳州府方面知道厉害，提前派了衙役在码头上迎候，接到后边迅速带到了府衙内，安排住宿。
姜云帆等人客随主便，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不过他们却也没在岳州府待多久，只歇息了一日，第三天（1681年10月3日）便在一队顺国骑兵的护卫下，走陆路朝长沙而去。而仿佛是为了体现自己的重视似的，顺国皇帝李来亨还派了一位特使从长沙星夜出发，于半途和他们汇合，并在路上就与姜云帆等人攀谈了起来。
姜云帆随便聊了几句，只说自己是华夏东岸共和国特使，前往长沙与顺国皇帝商谈一些合作事宜，比如军械和战马的出售、比如工业品的输入、比如药材和粮食的采购、比如顺国开放自己金融市场等等。姜云帆一边说一边注意观察顺国特使的表情，当他说到最后一条时，发现特使的脸色仍然没什么变化，心里就有了猜测，不知道这特使是不懂其中的利害呢，还是觉得这样也可以。不过这一切也都无所谓了，当他抵达长沙面见李来亨之后，再当面提出这个要求，看他答应不答应。
数日后，一行人终于抵达了长沙，大顺的都城。长沙的格局，说实话与多年前相比，变化不是很大。不过，“硬件”变化不大，“软件”方面的变化着实不小！姜云帆等人一路上走马观花，发现这里的商业极为发达，不但衍生出了各类专业市场，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许多行会组织，如盐行、茶行、粮行、油行、药材行、布行、棉行等等。
姜云帆隐约听说过这些组织，知道其势力庞大、管理严苛、善于经营，与宁波的部分商品存在同质化的竞争，近几年来一直饱受很多宁波商人的诟病——现在的宁波商人集团（他们自称为商帮），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地方政府组织的与海外商人的贸易，他们现在所思所想的，是如何把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更多地卖到中国大陆内地去。特别是与清国议和已经不是秘密，长江可能也会重新开放，那么此时不去更待何时？
“行会或者说行帮，这种组织确实是抵御外来商品入侵的最有力武器啊。他们互相拆借资金，集中采购，有序销售，虽然有垄断的嫌疑，但对于保护弱小的本地工商业来说，却又相当不错。”一边看着街道两侧的商铺，姜云帆一边思考着问题：“这次马队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加大发展与顺国得贸易，并趁机多做渗透，掌握其经济命脉，日后也好有一些反制措施。尤其是重点提到的在顺国重要口岸开设银行，不知道顺国上下能不能答应了。打击、兼并当地的票号、钱庄实力，然后一步步攫取垄断金融业务带来的巨额利润，这才是我们该做的啊，只要李来亨答应了这一点，那么多往多年的投入自可慢慢收回。”
其实，与其他生意相比，控制顺国的金融业才是东岸人最主要的目标，也是近一年来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新增出来的目标。在这件事上，宁波本地商人及台湾银行的出力都很大，马文强也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而他们之所以以金融为主要突破口，盖因此时的顺国商业刚刚发展到一定规模，对钱庄、票号的融资需求十分之大。比如在重要口岸巴陵县，当地就拥有七家钱庄，控制的资本从六千两到两万两不等，经常给一些茶行、纸行、布行什么的提供融资，极大促进了当地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当然这是在重要口岸。在一些小县城内，钱庄、票号的资本可能只有几百两到几千两，为一些更小的茶场、织户、手工业者提供贷款，帮助他们生产各类商品，而这些都是在最近二十年内慢慢发展起来的——在一片战争造成的废墟上面。
有些时候，姜云帆也不得不惊叹这些中国商人的创造力和精明程度。有些钱庄的主人在二三十年间也许还只是一个货郎或个体织户，积累了资本后给其他织户贷款，一步步做大。他们能将本钱从一百两做到一千两，那么将来一定也能将钱庄的资本继续扩充到一万两乃至几万两，发展之迅速，可谓令人惊叹。
而这个时候东岸较为现代的银行资本进入顺国市场的话，应该也是正当其时。早了的话，顺国的钱庄、票号还没完全发展起来，东岸人还要肩负开荒的重任，殊未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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