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花布的衡阳城内，按宽闲屋宇，多赁外省布商为寓，且城内外省布商立店号十数处，进出口繁荣。作为大顺前营根本重地的武昌城，因当年迁移了大量汉口商贩、手艺人定居，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并出现了诸如罗明德牛烛、何云锦靴、洪太河丝线、罗天元帽、牛同兴剪刀、王恒丰烟袋、马公良香货等手工名牌商品和商店。在大顺首都同时也是工业生产重地的长沙，出现了包括衣服、鞋袜、芦席、草纸、花布、白布等专业性街道，由此可见工商业的繁荣。”
“……大批农民人口与外地移民涌入包括长沙、衡阳、南昌、武昌、巴陵、赣县在内的诸多大城市，成为出卖自身劳动力的雇佣手工业者，带来诸多问题的同时，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大量的财富。产销结合的手工业，以金钱为轴心的市井生活，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后备大军，发财的机遇与沦落街头的悲惨结局，远未成熟的资本关系和市场体系，繁华的表象背后潜伏着重重隐而未发的危机，这一切都预示着新旧生产关系之间的摩擦、冲撞与转换。在上述地区，的确存在着很大一股与传统封建社会的价值尺度及行为模式格格不入的新生力量，它毫无疑问地指向了未来。”
“……传统守旧的思想是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最大阻碍。正如长沙一位传统士绅所言：‘商贾糜至，百货山积，贸易之巨区地。夫逐未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速易隤。富家大贾，拥巨资，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由此可见，古老而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对新生经济的敌视态度相当明显，若非李顺政权出身底层，军事压力又大的话，未必乐于如此锐意改革，当然这也是他们统治三省之地数十年，地方士绅始终没有忘记前明政权的主要原因所在，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了。”
看到这里，郭普夏放下了文稿，轻啜了一口浓茶。这段话，当真是说到他心眼里去了！多年以来，因为“出身原罪”，从李自成、李过时代开始，湖广、江西等地的士绅就始终对李顺政权若即若离，甚至还抱以敌视的态度，这从当初李过开科取士应者寥寥就能看得出来。因此，李顺政权一面继续与地方士绅联络感情，一面将裁汰下来的大量军士（因为农民军的特性，军队数量庞大，且男女老少皆有，品流复杂）安置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府县，开垦荒地、充实地方的同时，也能加强大顺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
后来，随着东岸人果断介入中国局势，清军大举南征遇阻，李顺政权转危为安之后，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三省士绅与大顺政权表面上的敌对没那么强了，合作开始渐渐变得有了一些融洽。但考虑到以前的局面，李顺政权上层对这些人始终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尤其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将、老帅乃至皇帝（李过、李来亨父子）很多都还在世，他们自然不可能对士绅们的那一套有多少好感。
相反，出身底层、文化水平偏低、思维不受腐儒条条框框束缚的他们，对于如何快速捞钱、生产粮食、制造军需物资很感兴趣，即对来自东岸的那一套倒比较中意。再加上彼时东岸一方也有意扶持，给他们转让了一些技术和设备，同时帮着在烟台学院（原抗清军政大学）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人与湖广、江西原本比较微弱的资本主义火星相结合，花了足足二十年时间，最终将这些小火星发展成了小火苗，也是相当之不容易。
客观地说，这些资本主义作坊为李顺政权生产了很多财货，并通过行销各省赚取了大量利润，即李顺政权等于是用商品经济来从周边诸省吸血，进而供养己身。不然的话，你以为光靠东岸人的援助，李过、李来亨父子二人就能维持得了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么，虽然那些士兵的待遇看起来并不高。
但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在发展的初期，自然都会面临传统文化、思想、体制的重重压制，严重阻碍甚至消灭其发展，除非你能找到一处如华夏东岸共和国那种白地，并一开始就确立好规则，然后慢慢往里面填人，并小心翼翼地呵护维持原有秩序的不改变，如此才能平稳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