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正德二年的新年，在朝廷上下人心的混乱和忐忑，对未来的不可预测之中到来。
过去的一年，朝廷中的格局发生了剧变。
原本势头凶猛，权力扩张，形势一片大好，甚至一度以为他们已经可以制衡皇权的外廷文官集团，遭遇到了灭顶之灾。
事实证明，有些楼阁建立在沙丘之上，根基不稳，再华美高大，在遭遇风暴之时也会轰然倒塌，化为一片瓦砾。文官集团的命运一方面是他们构建的权力大厦根基未稳，另一方面则是这帮人太过理想化，太过浮躁。在铁拳砸来之时，需要的是有铁拳相回应，否则便是皮开肉绽，筋断骨折。
如今的外廷，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若非李东阳懂得变通，及时的以利益笼络和联合了勋贵集团。若非勋贵集团中有如张延龄这样的明白人在，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抛弃了私人的仇恨的话，外廷将会全面崩塌。那样的话，朝廷的局面将会呈现一边倒的集权化，外廷将彻底沦陷。
关键时候，李东阳还是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让局面不至于倾覆。
内廷易主，虽然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但却也离不开外廷文官集团们的愚蠢和拱手相送。相较于王岳范亨等人，刘瑾谷大用等人掌控的内廷显然更加的狠毒和不讲规则。他们行事的手段更加激进和疯狂。在皇权的庇佑之下，刘瑾等人已经基本掌控了国家的行政权力。在国家的重大事务上，即便内阁和外廷依旧有强大牵制力量。但是那也仅仅是牵制而已。只要刘瑾想，他可以做出任何决策来。哪怕是犯众怒的行动。
对于勋贵集团而言，情势也发生了变化。勋贵集团向来是以皇权的同路人自居，将自己的利益和皇家的利益紧紧捆绑。
勋贵集团早已不是朝政的决策者，充其量只是个参与者而已。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却也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勋贵的没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无法扭转。于是乎，选择死守自身的利益，尽量得到实惠便成了现实的选择。
在很长的时间里，勋贵集团都是保持中立的态度，面对朝廷的争斗置身事外。除非有人把手伸到他们的口袋里，动了他们的奶酪的时候，他们才会发动反击。
自土木堡之变后，勋贵集团的这种实用主义的策略确实帮助他们稳定了自己的利益。然而，这种缩头乌龟般的做法却让他们不断的远离权力中心，让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主动。
但是过去的一年，在内外廷的争斗之中，目前为止，勋贵们是得了利的。外廷文官们的手已经伸向了京营，试图分化攫取剥夺勋贵们最后的骄傲，京营领军之权的时候，内外廷爆发的争斗让勋贵们松了口气。
本来在此之前，勋贵们的内部已经分裂为向外廷妥协和对抗两种意见了。
外廷的倾覆，让这一切这都发生了变化。起码，外廷咄咄逼人的压力解除了，他们伸过来的手被斩断了。刘健谢迁等人彻底的远离了权力，这是勋贵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勋贵们看到了崛起的希望，这希望便来自于这一年里一连串的交易和变化。勋贵们不但没有在格局的变化中受损，反而加强了和皇上的关系，稳固了自己的内部，这是他们之前根本没想到的。
当然，这崛起的希望还来自于一个人。那便是建昌候张延龄。
不管以前对这个人的印象如何，风评如何。也不管真正的老牌勋贵们之前如何看不起这个外戚出身的家伙。但是，这个人表现出来的能力超出了勋贵们一大截。正是他的谋划，勋贵集团才能在这一年的动荡之中腾挪获利。
现在，他也已经跻身于领军侯爷之中，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接受他已经成为勋贵集团中的中坚的事实。
当然，勋贵们的心里也是有担忧的。之前遵循的实用主义的中立立场其实已经打破。在利益和局势的趋势之下，他们不得不站在了如今风头正劲的内廷的对立面上。这便是代价。世上似乎永远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刘瑾的势头太生猛，太不讲规矩，他的崛起对勋贵们而言是更加不可控的威胁，所以，有些事似乎难以避免。
而由此带来的后果，似乎已经开始显现。年前刘瑾宣布的圣旨已经隐隐有剑指勋贵们的利益的架势。这也成了勋贵们目前心中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