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能说一次没看过，上一次冯嚣亭率领五万都尉军来袭，他也在城中的瞭望台上俯瞰全城，只是那个时候全城戒严，大街上空无一人。
不像现在。
楼台高耸，街边店铺鳞次栉比，大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宽阔的青石板路，足有三十多米宽，街上没有垃圾。
看起来干净爽利，街边还有不少桂花树，虽然还没到十月桂花飘香的时节，但是郁郁葱葱的桂花树，还是让人觉得生机盎然。
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小摊贩的铺子，卖的东西也都是琳琅满目。
有卖菜的、卖鸡鸭鱼鹅的、卖烧饼小吃的。
大街上的人面色虽然算不上红润，可也没有饥荒之年的蜡黄。
骊山县的夏收工作，圆满完成，大批小麦进仓，流入市场，麦价比平时少了三四钱，就算再穷的百姓，也能基本温饱。
黄贺看着骊山县百姓面上的朝气、希望，觉得他们跟咸阳城的百姓有相似的地方，却也有不同之处。
咸阳作为秦国国都，老百姓脸上都有一股子傲气，看谁都像乡下人，说话的语气也是趾高气昂。
可咸阳居，大不易。
咸阳的街头，有不少游手好闲之辈，也有乞讨之人，更有买卖人口之地。
虽然这都是秦国明令禁止的行为，但是话说回来，即便是后世的鹰酱国，那么的发达，街头上不也是充斥着流浪汉、小偷小摸还有可爱的黑人兄弟吗？
有些人是生活所迫，遭逢大难，有的人天生就是懒，不想工作出力，这也是人家的生活方式，不能苛责。
但是在骊山，就看不到这种情况。
因为凡是在骊山县城的人，必须要有身份证，无证的立即驱逐，这也是黄贺为了防止其他势力渗透出来的方法。
凡是在骊山县的人，如果没有工作，骊山县衙也会帮你安排工作。
想要在骊山吃闲饭？那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所以闲散人员、乞讨人员是一个也没有。
至于说人口买卖，更是明令禁止的行为。
陈楚生他们也曾明里暗里的跟黄贺说过，“人口买卖可以有。”
黄贺的态度是：“人口买卖绝对不能有，有一例查处一例，一旦发现，立即将卖家和买家一同送进蓝田的硫磺矿里去挖矿，干到死！”
秦国有律法规定,凡有功爵者，均可使用奴隶，不但王公贵族有使用奴隶的权力，就连那些乡下的公士、里正、里间门这种小角色，也能蓄养奴隶。
更不用那些官吏，哪家没有几个奴隶，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话。
这些奴隶大多来自战败国、秦国周边能歌善舞的羌族、赐支族、戈族、康族、和夷族、乌孙、月氏、白夷、高夷、鎺、临屯、真番、貘，当然还有最近征服的南越。
还有因为犯罪被贬为刑徒的奴隶，这些人或是犯了重罪，或是被株连，成为了秦人的奴隶。
这些奴隶所生的孩子也同样是奴隶，可以说，一辈为奴，辈辈为奴，除非立下大功，才能赎身。
骊山县本也有不少有功爵之人，官吏，他们的家中蓄有私奴，黄贺解放了骊山刑徒后，顺道也解救了这些奴隶，使他们恢复自由身，得以在骊山平等的生活。
而骊山县原本的土地，都是归秦国所有。
黄贺控制了骊山县这一块地，也就取得了骊山县内所有土地的控制权，他把这些田地重新分配给骊山县民众，并向他们收取租金。
秦国的赋税可是非常重的，田租、田亩附加税、口赋、算赋、户赋等五花八门。
到了秦二世的时候，收取泰半之赋。
前引《仓律》有“入禾稼、刍、稿，辄为籍，上內史”的规定。
《田律》有规定“禾、刍、稿撤木、荐，辄上石数县廷；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刍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刍、稿、相输度，可也。”
秦朝的赋税制度，包括商业、农业、养殖业、物流业都要收以重税，秦国的商税非常重，一方面是为了重农抑商，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欲望。
但羊毛出在羊身上，繁重的商税，最后受苦的还是广大的老百姓。
黄贺也收取商税和农业税，但是他收取的税费跟秦国比起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黄贺不喜欢铺张浪费，也不大搞基建，他不修宫殿，修葺陵墓，也不需要修建长城，所耗费的钱财比秦国少了许多。
以一县之税费养一县之官吏，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还能大大盈余。
秦国却是取全国之财富，供养咸阳一地。
不但要帮皇帝修建陵墓，还要建设阿房宫，北地还要修建长城。
同一时间搞这么多大基建，就算放在基建狂魔的“兔子家”也很难承受如此大的财政压力。
与其说秦国是被项羽通过军事灭亡，还不如说，秦国是被吃紧的财政压垮。
所以陈胜振臂一呼，秦国各地纷纷响应，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跟其他地方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老秦人相比，骊山县的老百姓，幸福感满满，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他都能回答：“我不姓福，我姓黄，黄大仙的黄。”
大街上行人各异，但是每个人都昂着头，脸上洋溢着微笑。
在这里，做官的，与百姓没什么两样。
因为大家原本也都是穷苦出身，即便有“田娃”那种败类存在，但是因为黄贺在城中设立了“举报信箱”，所以现在也很少有官员敢明目张胆的贪污受贿，欺压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