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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九三年(十)(1 / 2)

在巴黎,刘玉的名声,尤其是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相当不错。在这里,就完全不一样。

在欧洲的“沙龙”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当时还活着的刘玉,“先知”般狂喷了天主教廷和耶稣会,在那之后,至少在欧洲,他在巴黎的沙龙间,已经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东方旗手”。

这事,在大顺,就是个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却是个大事。

一方面,刘玉“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稣会和天主教听在地震后可能要说的话,讽刺了一番,而事实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稣会果然声称这是天罚。

另一方面,刘玉提前的狂喷和打预防针,为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来布尼茨乐观主义——降了降温。

这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欧洲的宗教浸润人心的传统,理性主义很容易走向极端,而极端又很容易在面临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懵圈:说好了,这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那个世界被上帝选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湖的场景真正入眼的时候,怎么也没法相信这就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世界”。

那场之前所谓的“启蒙运动加速年”之后,由里斯本大地震等问题作为导火索,最终引爆了耶稣会问题、各国与教廷关系等,导致了耶稣会被解散,这被视作启蒙运动的一场重大胜利。

加上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和德国的绝对理性主义启蒙还不一样,他们更激进,最终也更倾向于无神论。

而舍弃来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世间虽有恶,但这是一种平衡,是上帝创世时候弄了成千上万个程序后,发现这才是bug最少、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加速到反教会、反宗教、甚至最后破四大旧把圣母院改理性圣殿,是非常重要的。

启蒙运动既然是一场伟大的运动,那么必然得有两个条件。

一:为现状的批判。

二:对未来的展望。

不是说别的没有。

而是说,想要伟大,这两条是必须的。

那么,对未来的展望,又得具备一定的世界视角。

于是,刘玉鼓吹的自由贸易、配上自然秩序论,自然可以作为对未来展望的一部分。

包括说。

67年法国发生饥荒,而重农学派认为不应该管,应该等待自然秩序的调节。

这是不是启蒙运动?

当然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这就好比说,伏尔泰和卢梭整天对喷,那你总不能因为他俩意见不同,就开除卢梭或者伏尔泰的启蒙籍。

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下。

这不是说军事或者地缘,而是说“文化”上。

大顺实学派的对外扩张派,秉持的是刘玉当初定下的“把世界的,伪装成民族的”。

这是进攻手段。

但一样。

大顺不能接受基督教,而欧洲自然也不可能接受大顺的旧时代的诸多传统文化。

是以,这个“自然秩序”、“道法自然”,便是大顺最佳的进攻手段。

首先,这玩意儿,你别管这道、自然,到底是谁创的。是上帝、耶和华、盘古,亦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那都无所谓。你觉得是谁,那就是谁。关键是自然,而不是自然是谁创的。

其次,这玩意儿,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而启蒙运动中,自然包括着对未来的展望,这种展望又必须是世界范围内的,不能说这东西在你这对,在别处就错。

最后,刘玉在大顺一战之前,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各国自由贸易,充分发挥各国的绝对优势、比较优势、整个人类都一起携手蒸蒸日上。

这东西吧,在之前的大顺,其实影响力没那么大。

但在支离破碎的欧洲,影响力可比在大顺这边大多了。

人,不能虚空打靶。

在大顺,具体到经济问题上,之前喷的方向,一直延续着盐铁论里的几个事:无非就是盐到底是否该彻底放开,商贾去经营;朝廷到底有没有必要铸钱,为啥不把铸钱下放给私人?

而别的事,确实没法喷。比如说,之前大顺真没有说,让陕西对松苏的丝绸增加100%关税以保护陕西丝织业;也没有说,立法要求禁止人死了,必须要穿松苏产的棉布下葬……

是以,在大顺内部,准确来说,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是本身存在的。这玩意儿本来就是黑的,你难道去喷说这玩意儿不是黑的吗?

所以,这东西,在大顺的影响力,和在欧洲,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再换个说法。

比如说,法革的一项伟大成就,是在继承法上取消了摩西律,也即长子继承。这在欧洲,是要被惊呼为惊天创世之举的。

而在大顺的民间,这玩意儿,肯定当不起“惊天创世”这样伟大的称赞,因为这对老百姓来说,没啥惊奇的,反倒觉得这不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是以说,刘玉当年的一些言论,在欧洲启蒙运动这边,威望是很高的,很多人对于未来的希冀,至少在经济学上,是相信自然秩序会带来全人类的幸福的。

还有一点。

启蒙学者,基本都是脱产的。

既不种地。

也不纺织。

他们的感受,和底层的感受,是不同的。

这几个因素摆在这,无疑,使得刘玉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总的来说,还好。

当然,谁要是真敢把刘玉的灵柩拉到里昂去,那真的会被当地的纺织工人,开棺戮尸,挂在教堂上的。

而在印度。

尤其是在吉吉拉特、摩诃罗嵯这两个最早被西方殖民者渗透、统治、交易的地区。

只能说,刘玉的名声实在太臭。

这里不是说欧洲东印度公司就是好人、而大顺就是坏人。

而是说,在这之前,欧洲的所有的东印度公司,按照后世的标准,挂个“买办”的帽子,那是一点不冤的。

东印度公司是要花钱,在议会游说,大谈【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

这是大顺打一战,也即1760年之前的东西方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决定的。

包括说,当初刘玉改革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过:

大顺的手工业,和先发的工业资本,和东印度公司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大顺与荷兰合作的基础。

而真正的矛盾,在于两点:

其一,东西方贸易的转运利润,大顺的商业资本想要,而东印度公司不想给。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就只能打呗。

其二,欧洲的手工业、本国工业资本、圈地后搓羊毛的土地贵族,和大顺手工业、先发工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这个也是不可调和的,也只能打。

那你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棉布禁止令》的看法,觉得他们支持吗?他们怎么可能会支持?

但本国庞大的羊毛土地贵族、乡绅力量,人家也是有力量的。力量强大到很多年后,都工业革命了,都有力量推出《谷物法》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一个连印度土地税还没收的、当时在印度被法国打的节节败退全面战略被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哪能推动撤销一系列的重商主义法桉?

再说了,反重商主义,得靠自由贸易。没有大义,做不成事。而东印度公司本身又是重商主义的受益者,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有利的“规矩”?

理解了大顺和欧洲的矛盾,和欧洲这些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明白此时大顺在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弹。

既然谈矛盾。

那就好理解了。

松苏纺织业,和吉吉拉特纺织业,有没有矛盾?

这矛盾,是可调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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