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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没戏。
靠啥？
靠第二产业，靠工业呗。
只有工业发展起来了，真把固氮技术解决了，第一产业的困境才能解脱。
而在此之前，所谓的“国民财富总和”，或者说“总生产力”的提升，也只能指望工业的飞速发展。
工业发展，得靠资本。
最简单来说，你修个铁路吧，你得有资本才修的起来。
资本是资本。
资本家是资本家。
这不是一回事。
既是说，要靠资本。
那这又得说那个很神奇的东西。
无形之手。
无形之手，是个规律，是水往低处走、是热气往上跑的规律。
这玩意儿，不是神，不是耶稣，不是胡大，不是说用了这玩意儿，就达成了圣西门说的【资本会流向为社会有益的事业，如冶炼、矿山、灌既、运河等】。
或者说，用了这玩意儿，就啥都好了。
还是那句话。
这玩意儿，类似个“我喜欢热的”这么个规律。
是个规律。
而不是“神爱世人”的神，没有“人格的爱”，而是天道无情的规律。
一杯0度的水，和一杯15度的水，在这个规律下，我会找15度的水。
而一杯15度的水，和一杯30度的水，在这个规律下，我会找30度的水，而不是说去和前者一样去找15度的水。
魏征有句话，讲叫“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差不多的意思。
无形之手，某种条件下，那就是【资本会流向为社会有益的事业，如冶炼、矿山、灌既、运河等】。
而换一种条件，那就是跟大顺似的，把耕地金融化避险化、流向耕地、流向高利贷、流向地租。
哪怕说，大禹治水，他是掌握了“水往低处流”的规律。
所以，是不是说，大禹觉得，治个锤子的水啊，水往低处流，随他去吧，那自然就大治了？
这就叫顺其自然了。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而是，大禹知道“水往低处流”的这个规律。
然后利用这个规律，再去挖河道、堵塞河堤这些，从而让水“沿着大禹希望的河道流淌”。
而这个河道，符合“水往低处流”的规律。
当然了，大顺的实学派，这群人奔着圣西门主义的思潮而去，刘玉肯定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他把老马的话，说一半、留一半，要么就完全逆练。
而老马的思想，又是建立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的发展上的。
这套批判、继承、发展的东西，刘玉说一半留一半、甚至有些还逆练。
那肯定会去掉“批判、继承、发展”，奔着思想的源泉而去了。
圣西门主义的精髓，就在于：承认无形之手，认可私有制，但要利用这个规律。希望有“国家信贷银行”这么一只手，调控、引诱、勾搭、操控着——主要是引诱——让资本，流向基建、工业、开拓、运河、灌既等产业上。
一切，仍旧是建立在“人的利己性”、“资本的逐利性”的基础上的，也可以说，也就是建立在“无形之手”上的。
那李欗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是说，既然说，无形之手真的存在，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现在无形之手弄得大顺的资本，老他妈的爱往耕地上跑、爱往囤地收租上跑、爱往土地投机上跑、爱往当铺高利贷上跑。
那我能不能想个办法，不让他们往这上面跑呢？
我说，搞教化行不行？说各位地主、乡绅、商人们，你们不要去买地囤地好不好？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江山社稷、为了美好的明天，你们去投资铁路、矿山、煤铁联合体，好不好呀？
废话，当然不行了。
因为哔哔这些，卵用没有。
无形之手会让他们自发地往土地、往高利贷上跑。
既然哔哔没有用，那么，是不是可以想个办法，不准他们往回报率最高的土地和高利贷上跑呢？
利用行政命令、国家调控、行政政策等，限制他们呢？
也即，以国家机器，筑造一个堤坝，把“最低”的地方围起来。这样，即便水往低处流是自然法则，那么因为这道堤坝，水也没办法流到最低的地方了？
其实，说白了。
《管子》那一套——以利诱之。若方向不是朝廷想要的方向，那就想办法调控，让以利诱之的方向，是朝廷希望的那个方向。
简单来说，重工业，包括铁路、冶铁、化工等等这些，投资大、见效慢、回报小，资本不爱往这跑，至少现在不爱往这跑。
那咋办呢？
以大顺这个封建王朝存在的前提下，无非三个办法。
第一个，朝廷，来当全世界最大的资本的拥有者。
什么他妈的无形之手、什么他们的水往低处流，吊毛，资本在我手里掌控着，我让它往哪流就往哪流。
但问题是，其一，大顺吊毛不是。大唐还能搞搞均田制，因为大唐手里还捏有极多的“国有土地”这个资产，大顺有个毛？一年靠那点农业税，去了养兵、赈灾、官员俸禄，剩几个子啊？没有资产，怎么配做全世界最大的资本的拥有者？
其二，大顺假设要真有这个本事，那事情倒是简单了。北美、澳洲、尹犁、黑龙江，少说还有几十亿亩的耕地。
既有这等资本，那实学的激进派那一套，不就玩得转了？
花上二十年时间大移民，保证人均土地拥有量达到30亩。
国内市场有了。
人地矛盾减轻了。
粮食有了。
小农也有余钱买布了。
工商业随着国内市场扩大，也就发展起来了。
那还愁什么？
这不关键是没这个能力吗？
第二个，想办法为大工业保驾护航。
以暴力机关，来对任何阻碍工业盈利的力量，碾碎。
这个，也够呛。
因为，照着正常路线，肯定是先轻后重。
大顺这情况，你搞轻工业，那肯定就是与民争利。
与民争利。
这四个字，其妙无穷。
关键就在“民”，到底是啥玩意儿，谁是民。
当初，桑弘羊和贤良文学辩论的时候，就扯过这个与民争利的问题。
贤良文学说，中央要啥的铸币权啊？不如把铸币权交给自由市场，交给地方豪强。这玩意儿有啥难度吗？谁还不会铸钱啊？你这样，铸币交给市场，这不就好了吗？
中央要铸币权，那就是与民争利。
贤良文学说，中央要啥盐铁专营啊？不如把盐铁这些玩意儿，交给地方豪强。
中央要盐铁，那就是与民争利。
显然，这里与民争利的“民”，那一般人理解的“民”，肯定就不是一回事。
但大顺不一样。
比如说，大顺在松苏，依靠印度的棉纱，搞纺织大企业。
那肯定会把湖北的纺织业冲死。
而湖北那些干纺织的，也就是靠着湖北本地的市场、靠着川盐入楚的契机，老娘们儿纺点纱线、织点棉布，挣几个稀饭钱、买点盐、换点钱交货币税、给姑娘买个红头绳。
那你说这是不是民？是不是与民争利？
你固然说，这些人，生产力落后，是要被历史的滚滚车轮碾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