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晏的改革开始，封建王朝的思路，就是控制生产、但鼓励商人流通。因为，食盐细碎化的特点，流通问题上，封建王朝谁也做不到能让食盐下乡，唯独靠商贩。
故而，抓住了这个事实，以史为鉴，读明白食盐改革的真正路线，才能更好的“忽悠”皇帝，支持生产力的发展――控制生产、放松销售、在生产端征税、鼓励大企业，方便征税。
其余的问题，也都差不多。
要先明白封建王朝的运行逻辑。
然后理解皇权的基石、朝廷的税收、盐业等行业的诸多改革到底是个什么大方向。为什么明末大儒在盐业问题上，基本都赞许刘晏的改革，而不是赞许袁世振的改革，两者的区别到底是在生产端归谁控制还是销售端归谁得利的问题。
再然后，要明白比如历史上张之洞的机械织布厂为什么干黄了、为什么机织布干不过家庭手工业――破除那些扯犊子一样的愚昧、守旧之类的大套话，哪怕是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去考虑一下为什么觉醒的女工都是纺纱工、为什么芦柴棒是纺纱工，而她们为什么都不是织布工；去考虑一下什么叫“印度棉纱的倾销，导致了旧时代家庭手工业达到了5.6亿匹的巅峰”；以及为什么民族轻工业很多都是干纺纱起步的，而干织布的厂子基本都完犊子了？
这背后的社会存在、生产力基础，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空对空地在那谈什么“桑弘羊”、什么“儒博士”、什么“与民争利”、什么“愚昧守旧”、什么“民族性”。
最最然后，才能以此思路，向下推。
刘玉关于“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问题的“两条腿”，是在解决“工商业容纳过多人口”的“能不能”的理论问题。
理论上能，才有可能继续发展工商业。
刘玉和皇帝的“内外分治”、“依靠外部市场、让资本吃外、而对内进行资本管控防止土地兼并”的讨论，是在解决“工商业发展会加速土地兼并”的这个皇帝最担忧的问题。
这个担忧，还是那句话：皇帝是以现在的社会意识，去幻想将来的世界，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控制工商业积累的资金投入土地，即可解决“重农轻商”逻辑下对工商业发展的恐惧；而刘玉则是以将来的社会意识，在塑造将来的社会意识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并且确信物质基础的变更会让封建王朝彻底毁灭，而不是李家换朱家、杨家换李家的问题。
理论上，工商业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
实践上，以封建专制、皇权社会的诸多政策，比如人口管控、流动管控、传统抑兼并手段、通过户籍等禁止先发地区去内地买地囤地等等政策，理论上可以达成“工商业发展容纳足够的‘过剩’人口，但又没有工商业发展导致土地快速兼并”的“只要好处、不要坏处”的空想。
当然，只是理论上。
这种理论上的概括，也就是皇帝想要筑造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国家强力上的新的“万里长城”。“长城”之内，延续旧制度，保存小农经济，等待着工业发展出化肥、或者商业让智利孟加拉硝石白菜价；“长城”之外，去参与世界贸易，继续发展，没有市场就去抢、去打、去夺。
皇权通过内地兵员、良家子等反动小地主贵族作为军事基本盘；以海军作为随时筹码、以先发地区的对外贸易必须依靠海运而海军可以切断海运、陆军可以在大城市驻扎等，来控制先发地区。
同时，又通过先发地区对外的掠夺、贸易、倾销、垄断等，获得金银、物资。这样，又加强了皇权所能掌控的经济力，皇权通过掌控这股强大经济力的分配，来稳固自己的基本盘；同时拥有通过这些经济力，随时可以在内地拉出来兵员的军事能力，维系对先发地区的控制。
否则的话……真搞国内的统一的大市场，去除内部关税的话。松苏地区凭借长江航道、凭借即将诞生的火轮船运输能力，无关税的货物直达内地，用印度棉纱干死江汉平原的棉纱；用松苏布干死湖北的棉纺织业；用南洋东北的廉价海运粮食降低用工成本来获得对内地工业的全面优势，这叫啥？
当然，这叫啥，可以定义。
但这叫啥不重要。
重要的是，四川不适合种棉花，而川盐入湘楚之后，湖北地区数以十万计的手工业棉纺织家庭依靠着“川楚”贸易活着。
川盐入楚，白银往成都流。
苏布入楚，白银往松苏流。
这些地方的脆弱经济，怎么活？
皇帝并没有谈别的省份，而是谈了谈之前太子去历练的湖北，说到了一个有些特殊的话题。
这个话题，用后世影视剧的话，叫“改稻为桑”。
只不过，基于此时的现实，这个问题，是反过来的。
也即，不是农民“傻”，不懂经济，不想“改稻为桑”。
相反，是太懂了。
湖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湖北大量的百姓，主动“改粮为棉”。
结果太子在湖北折腾出来个了让一些暗戳戳想看太子笑话的人，看了个“大乐子”――【月余来阴雨兼旬，天水为灾，更兼民多改粮为棉，乃至楚地米价腾跃，致使小民够食为艰……遂命民船不得将米、杂粮等擅自出境，以重民食而维大局】。
要不是四川节度使那边竭尽全力帮了忙，uu看书 www.uukanshu.com 太子这个“米禁”的乐子，可就闹大了。
简单来说，湖北粮食出问题了――本来湖北的人口暴增之下，又因为川盐入楚的贸易，导致湖北纺织业向四川回程销售，民众又不傻，种棉花有利可图为啥种粮食，自然大量改粮为棉。
当然，除了棉花，还有芝麻、茶叶等，太子的经济政策，过于激进了，玩砸了――他只看到了刘玉在松苏地区的改革过于激进，但他纯粹是邯郸学步、刻舟求剑。刘玉在松苏改革的举措里，是先下南洋、开东北、借朝鲜还米制、骚日本之实物谷米税、发展海运确保米价降低的；而太子就没想想，从他妈的南洋、东北运米运高粱走大海去松苏是一个运费，可从松苏再逆流而上运到湖北，那又是另一个价了。
他的激进改革，短期看成果显着，收入增加。结果玩的过于激进，结果又来了波天灾。
没办法，只能以行政手段，强制米船不得出省境。甚至湘地所来的运粮船，亦不得出湖北。
基本上，以史书来看，封建统治者没听说有主动“改稻为桑”的。而更多的，是老百姓主动“改粮为烟”、“改粮为桑”、“改粮为棉”，导致统治者头疼不已，不断出政策，禁止改粮为经济作物。
因为，运输能力的限制，人均粮食这个概念，并不可能在这个风帆时代从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具有现实意义。
而人不吃饭，会死、会起义。
关键是，这次玩砸了，把太子吓得够呛。一下子从激进的经济政策，给干萎靡保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