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的启蒙运动，是要解决物质问题、砸碎那些束缚在众人身上锁链的“实干”。
就像是大顺的那些名义上没有人身依附的佃户，靠“念经”，能解决什么问题？
念完经，说佃户和地主都是人、是平等的。佃户没有给地主劳役的义务……
这经念完了。
第二天地主说，这个经念得好啊，启蒙的妙啊，现在你和我都是平等的人。但你不去我家干活，我明年地就不租给你。那你去还是不去？
只靠念经，是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的。
刘玉没念经，而是通过在北美的政策，使得一些佃户，有了“老子就不去给地主服劳役，老子去扶桑干八年授田百亩去也”的底气，或者说有了佃户和地主在人格上“平等”的物质基础。
包括说，历朝农民起义喊出的“均田”口号，就是大顺特色的启蒙运动——只有均田，才能真正的平等，否则就是空谈。
佃户和地主，能平等吗？
这不是扯犊子的空谈吗？
包括说寺庙的结婚先去睡一个月才能租佃的特色、苏皖地区从明中期就开始出现的佃户农奴化给地主服劳役等情况，都是如此。
法律说，结婚先去寺庙税一个月，是不对的，佃户没有此义务，寺庙也没有“除夜权”的权利。
事实上，你不去，那么你就没有地种；没有地种，你就得饿死。因为，私有制下，生产资料集中在人家手里，你没有生产资料，人家说啥你不听、又没有那么多可以工作当无产者养活自己的岗位，那你除了听话还有啥办法？
欧洲是宗教影响太久，封建法权非常的深入，所以必须要念经来启蒙。创造新的经书，包括从宗教改革开始，清教徒的理想社会就是“自耕农加有形圣人的教化、靠仁爱和乡约的村社”。
而他们实现这种梦想的方式，是迁徙到北美。
大顺这边，传统的理想社会，其实也是“自耕农加有形圣人的教化，靠仁爱和乡约的村社”。
理想是一致的。
区别就是，在大顺，想要实现这种理想，只能靠均田的大起义、或者均田限田的改革。
更简单点来说：
欧洲的情况，是法律和政权，规定了人的不平等，人身依附关系，封建义务等。所以，欧洲的启蒙运动，重点在于“用经书，论证这些不平等，是不对的”。
大顺的情况，是法律和政权，在形式上，并没有强制规定人身依附关系。所以，大顺的启蒙运动，重点在于“在物质层面上，解决人与人实质上的不平等的根源问题”。
或者说，至少，把工业时代早期的那种形式上的自由，得以贯彻。
这种形式上的自由的意思，是说一个佃户，他可以选择当佃户，也可以选择去做工、可以选择去血汗工厂干几年就累死，还可以选择去跑北美当契约奴。而不是说，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当佃户，哪怕理论上他是个想干啥就干啥的自由的人。
这靠简单的念经，是念不出来的。
哪怕说，刘玉在北美的政策，使得佃户理论上有了不当本地佃户，而是可以选择去北美当契约奴、当雇工、最终买地授田当自耕农、亦或者去搓棉花。
但这种选择的权利，和念经启蒙无关。
相反，是靠具体的政策搞出来的。
是靠刘玉用暴力手段和国家强力，通过对北美土地的国有化控制，人为地创造了一种使得雇佣关系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
也通过战争、贸易、干涉、强制开关等手段，确保了在北美的资本有利可图，然后才能拿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雇人去北美，至少支付去北美的船票。
因为这事，不要说单单念经无用。
就是纯粹画大饼，都没有用：对大部分佃户和贫下农而言，情况不是说有什么思想守旧、故土难离；亦或者不相信去扶桑那里垦殖的好处等等。
而是，纯粹的没钱、去不起。
这不是说只要解放一下思想，砸一下旧思想，直接就能搞精神原子弹、灵能飞升，直接从鲁西北，思想一通，直接跃迁到北美。
世界是物质的。
就像是《钢的琴》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实际上就是一句屁话讽刺：你首先就得解放思想，你解放完思想才能解放自我……实质上第二产业崩了，一年二三百块钱都不够南下的火车票，就算老工人的脑子解放到觉得出去卖都无所谓，那也赚不到钱。大家都去卖、都去炸鸡排、都去擦皮鞋……全干第三产业，那也得有皮鞋可擦不是？
因为世界是物质的。
所以，归根结底，大顺这边，最终还是要靠政策、发展、产业、工业的推动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而不是靠简单的念经启蒙，就能解决问题。
政策推动，就是改革。
改革不成，那就只能把改去掉加个命了。
大顺和满清不一样。
反对满人当皇帝、还我汉人山河，这种经，对满清是有力量的。但即便这样，满清暴毙的前提，也是瞎鸡儿改革，甚至胆大到把科举给停了。
在大顺，念不了在满清末期能念的、不涉及到所有制和生产资料等问题的经。那么，在大顺，即便念经，也就不得不涉及到土地所有权、均田、限田等一系列涉及到生产制度、所有制等问题的经。
而一旦不能念过于抽象的经，而要念具体物质的经，那么肯定是要出大事的——实际上，包括念那些过于抽象的经，也得有物质隐藏在背后。比如北美分离，念得就是非常抽象的经，但具体操作的时候，可是直接抄了亲英派的家完成了土改。
而在大顺，因为根本就没有念抽象的经的条件，也就注定了哪怕是要念经，那这经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最起码也得是儒家复古派的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级别，直接动具体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