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判断的基础，就是大顺决策圈和枢密院，认为大顺最多对非洲地区，有五千人的投送能力。
那么，就算打输了，就算对面天赋异禀这么快就克服了之前骚扰吕宋还得请求大顺开放港口补充给养和水手的问题，就算对方能拿出五千人投送过来，有卵用？
我只能投送五千，你何德何能能投送超过五千？
既然打输了没有大后果，完全不会受到严重的战败惩罚，那为什么不搏一搏？
一旦成功，这对皇权可是极大利好。
即可以分而治之，把握平衡，制造对立，左右横跳，以外吓唬内、以内吓唬外。
而且一旦成功，将来的皇权，至少有三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做自耕农、小生产者为支持支柱的皇帝。自耕农和小生产者，是最爱皇帝的，因为他们被上面欺负、被下面威胁。
第二条路，做财阀的主心骨，因为没人做主，旧势力能把新兴阶层的屎打出来、吃干抹净，新兴阶层只能依附皇权。
第三条路，与士大夫共天下，延续旧路。
刘钰当初的“赤子”之心、宇宙之悲，皇帝看看史书，也明白，世无四百年之王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旧路，也就是三百年国祚，顶天了。
第三条路的终点，皇帝已经可以看到。
所以，其实皇帝和程廷祚、权哲身等人是很像的，都是在“尝试寻找一条路”。
只不过，是谁的路，大有不同。
有人，是找民族富强的路。
有人，是找救亡图存的路。
有人，是找圣教天下的路。
有人，是找皇权永续的路。
这些路，有的重合、有的分叉、有的相悖、有的并行。
上一次皇帝南巡的时候，大顺仍旧是一潭死水，南巡的逻辑也是延续过去的一切，修淮河与修大运河之类的逻辑基本一致。
这一次皇帝南巡，则可以视为大顺这一潭死水，终于出现了巨大的涟漪波动。
皇帝不再乘龙舟走运河，也不再是主要在扬州淮安停留。
而是会在六月这个炎热但西洋商船云集的季节，直抵松苏。
上一次南巡，李淦的主要身份，是大顺天子。
而这一次南巡，李淦的主要身份，是大顺帝国的皇帝。
二者看似一样，实则在他没有叫停江苏改革、最终改革完成的那一刻，已经有了区别。
天子只有一个。
皇帝国王全世界一大堆。
程廷祚以为皇帝这一次南巡，还是以天子的身份，这是他的视野所决定的。
但模模糊糊中，他其实真正读懂了刘钰那封信的意思。
嘲笑他们在淮南搞这些没意义，说真想尝试改良，就去河南、陕西之类的地方，去那里弄清楚农村到底什么样、农民佃户和士绅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这一套空想的天下第一仁政靠改良是否玩得转。
这是传统的天下意义。
鼓动他们派人去檀香山，让那里成为藩属，传播圣教。
这是旧天下观、和新天下观的混合意义。
孟松麓说的没错，去檀香山，不是去做班定远事的，而是以周行封建而扩诸夏的心态去的。是一种主动进行的朝鲜、日本皆以儒学为正统的尝试。
是在拓展旧的天下范围，因为之前的天下，其实只包括大顺、朝鲜、日本、琉球和越南。
打着“圣战”旗号在南洋劫船的苏禄海盗、号称东方阿尔及尔的那群“朝贡国”，真的是儒生认为的天下范畴内吗？
而最开始，说要提供贷款，帮助乡社转型的这些内容。
则是新的天下观的内容。
即世界贸易、新的市场和商业联系、国与国之间以垄断公司、战争、劫船、屠杀、占领、炮击、关税、贸易、工商等形式进行竞争的大争之世的新的天下。
乡社转型后生产的棉布，可能出现在关东换取大豆和高粱；可能出现在朝鲜换取纸张和人参；可能出现在日本换取白银和黄金；可能出现在南洋换取香料和蔗糖；可能出现在非洲换取象牙和异兽；可能出现在南美作为贿赂给西班牙都督；可能出现在欧洲进入走私市场。
旧天下，对乡社的影响，不大。
反倒是旧天下之外的地方，一场海战、一场陆战、一场围攻、一场科技的进步、一个纺织工偶然一脚踢翻的纺车、一个年轻赌徒压上全部的战争豪赌、一个偶然发现的金矿、一场孟加拉的大荒，都会对转型后的乡社产生极大的、远胜旧天下动荡的影响。
陕西、甚至更近一点的河南、安徽的大灾，对转型后的乡社，可能影响不大，甚至可能毫无影响。
反倒是地球另一面的英国若是议会宣布取消《棉布禁止令》，可能会让转型后的乡社，吃肉频率明显增加。当然，这是假如村社转型为纺织合作社，而不是接受包买制的前提下。
应该说，此时江苏从事纺织业的新兴阶层，可以读懂八万里之外笛福对《1721新棉布禁止令》那欢欣鼓舞的社评和对中国的极大仇恨；可以面对着大顺将来的对外扩张战争三呼皇帝万岁；对朝鲜国开放仁川和增收军布兴高采烈。
但，却恐怕很难读懂礼法教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