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有个问题，有人做过比喻，说是“考据学在前期，就像是蚕吃桑叶，但他妈的光吃桑叶，不吐丝”。
这就是戴震做的那个“轿夫”和“大人”的比喻。
桑叶咔咔地吃了一堆，吸取了一大堆上古营养，但丝一点吐不出来；或者说，大人重要还是轿夫重要？明显是大人重要，结果新学问全都奔着天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学、水利学这些“轿夫”使劲儿，而塑造社会道德的义理始终立不起来。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理学家颇为忌惮的点。
比如曾剃头，就评价过，说这种学问最可恶。
张己伐物，专抵触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只言片语，变更故训，另创一义。
历史上曾国藩最担心的方向，恰恰就是大顺此时新生代儒生走的方向。
解构儒学体系，弄些只言片语，孔孟言语，先秦典籍，另创义理，变更古训，以迎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现实情况，达成群流附和、坚不可易的效果。
而这么搞，实质上就是某种程度的【扬矢周孔】。
因为从董仲舒开始，一直到宋儒，才最终把儒学整合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下到黎民道德、中到治国思路、上到宇宙道统，这一套体系是完整的，所以周孔之学方能经久不衰。
而这群搞考证的开始，看似是在【明正先儒，使圣贤之旨明于天下后世】，但实际上却是在通过不断瓦解已有的体系。
没有后世的注解、体系、道统、整理，周孔之学是干巴巴的，不能作为下到黎民道德、上到宇宙道统的完整体系的。
这正是当初毛奇龄、李塨等人的担心之处。所以当初才会警觉无比，认为这是可能会【扬矢周孔】。
纯粹的周孔之学，是立不住的。甚至在战国时期就立不住了，最后是融合了诸子百家进行了自我修正，才算是站住了。
考证，会让很多东西，被考证出来那压根不是真正的周孔之学，而后世的体系很多都是依托那些东西搞出来的——继续考证，问题越来越多，《尚书》已经出事了；早在东汉，何休就怀疑，《周礼》压根就不是周公所做，纯粹是“六国阴谋之书”；到后期，更是怀疑纯是王莽改制时候自己编的，《周礼》根本就是“三流书不配为经”——其实很多人都明白，只靠基本圣经，撑不起整个封建时代。
那么，依照“六国阴谋之书、韩申之学”的《周礼》而变法的王安石；重视虞廷十六字诀而创学的陆、王；曲改先贤本意、糅杂佛心的程朱……这些人，要不要开除他们儒籍？
还是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时代所需”，秉持的还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真正大儒？
若是时代所需，那么时代在变，儒学要不要变？
俱往矣，如今的情况，如今的现实，又是王、程、朱、陆、叶、陈等等都无法解决的。
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孔孟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来创建新的、时代所需求的“义理”？
断章取义，本来就是圣人所用的办法。圣人讲诗，不也是断章而取其义吗？
那么，这义怎么取？
就像这些食物的出现、流行，里面自有一些规律，必有一些原因。
那么，是否可以从历史、地理、现实、盛衰、天文、自然中，总结出这种类似的规律呢？
更近一点说，江苏的富庶，是否能够总结出其中的规律和原因，并且推之于全国？
使得天下百姓，达情遂欲，先富后教，而王道备呢？
这种想法，对于来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权哲身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可对孟松麓而言，心里肯定是十分矛盾的。他的老师，以及学派的一些人，搞得那个乡约乡贤村社的尝试，败的一塌糊涂。
以至于孟松麓的内心，其实已经有所动摇，觉得自己学派搞得这一套东西，好像大概真的走不通。
是自己这边走错路了。
不过他也算是君子了，道德还是有的，他倒是也不否认这些年改革带来的好处，否则他也不会向权哲身推荐这本野心勃勃的小册子了。
只是，权哲身固然在之后前往南通的途中，和孟松麓相谈甚欢、大受震撼。
但等到了南通之后，权哲身渐渐体会了一些孟松麓根本无法体会到的东西。
他们抵达南通的时候，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刚刚通航，大量的船只堆积在天生港。
孟松麓不无自豪地就随口说了句。
“自改革以来，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南通，如今繁华竟胜扬、淮。原本耕为主业、织为副业。而今许多家庭，已是织为主、耕为副。一月所织，数十人所穿。”
“赵兄看到这些船了吗？都是往来南通运布的。布换粮米，百姓多得其益。”
权哲身看着那些正在装布的船，并不能感受到孟松麓那种内心不自觉的自豪，反而苦叹道：“这些布，卖到我国，我国纺布之辈，尽皆失业，无以谋生。军布之税，良人又不能不缴。辛苦种出稻米，尽数全到了上国百姓口中，我国国人耕者竟不能食米，反倒是上国传来的种甘薯的手段行于全国。一亩田，半亩为稻纳米纳布、半亩甘薯自食为餐。”
“吾师言：本国之困，自兴公伐日开埠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