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皇帝的话，其实要刘钰来理解，那就是说：牛耕铁作、刀耕火种，这是生产力的差距；但，你要在四川放开矿禁、鼓励私人资本开矿，这哪是生产力的改变？只是自耕农、佃农、官屯的区别，都是用牛、都是铁作，根本也不是牛耕与刀耕的区别啊？
刘钰绕了个大圈，就是想引诱皇帝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然皇帝压根不知道这俩词，但却在刘钰的引诱下，用这种比喻的方式，承认了生产力的进步意义重大。
并且，皇帝自己都没注意到，他反驳刘钰的内在逻辑，恰恰是承认了生产力的重要性。
因为生产力水平很重要，所以刘钰的说法才不对，因为刘钰的办法只是改变了一下组织模式，调整了一下生产关系，并不能引起质的飞跃，产生“我牛耕铁作、彼刀耕火种”的效果。
刘钰等的就是这个坑。
皇帝说完刘钰比喻不恰之后，又道：“爱卿说的道理，肯定是没错的。道理没错，但爱卿却错用了道理。”
“确实，有诸多好处，朕也考虑过其中利弊。”
“也确实，如爱卿所言，茂隆银矿若能归附，本朝既得一大银矿，又因汉人广居，必可实控。”
“但，四川非比云南边境。”
“朝廷之策略，是化苗。”
“化，就要有目的，才知道该怎么化。换言之，要化成什么样？”
“自是化成正统百姓。”
“什么叫正统百姓？”
“垦殖、耕种、自耕、租佃、男耕女织、读书科举，此为化之目的。”
“而开矿、做工、结伙、斗殴、爱卿既喜中国之概念，爱卿以为，那些挖矿的矿工，和那些读书耕作女织的农夫，哪个更中国？”
“所以，不往更中国的地方化，竟要化不那么中国的吗？”
对此，刘钰心里只是暗笑。
就像北边的那个罗刹国，最罗刹的，是罗刹的农奴；最不罗刹的，是彼得堡的法语贵族、工人、工厂主、银行商。这两个罗刹之争，一直到很久之后，都有大把的人寻找那个真正的罗刹，比如索尔仁尼琴。
皇帝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就这时候来说，男耕女织的百姓，和开口就是利钱闭口就是投机的松江府新兴阶层，哪个更中国？
从稳定的角度，确实说的通。
但，刘钰之前的奏疏，显然说的不是整个四川，而是特指一小片地方，甚至都不包括成都。
皇帝既这样反对，刘钰忙道：“臣请陛下恕罪，臣上次的奏疏，言语不清。臣所说的几处，非是全蜀，而是单单一个叙州府。自古汉地，汉之犍为郡。”
“此地有自贡之井，臣审枭私得知，此地私盐最盛。且在用井气煮盐之前，皆用附近荣州煤炭。产煤颇多，产盐也多。”
“陛下再三言不准此事，臣违命谏言，正为此事。”
“臣所谓之放开，也不是说朝廷不管，而是效松江府故事，官督商办，放如松江府那般即可，非是要不管不问任豪商自开矿。”
“盐政改革之事，臣以为，朝中之议，皆为一时之利，且难顾及远处。”
“是以，臣之意，是要行两件事，方可解决盐政难题。”
“其一：官运、商销。”
“其二：两湖入川、闽盐入江西、淮南借淮河水利而转农垦滩、淮北日热潮小鼓励入股做大。”
“其中，淮南、淮北、闽盐入江西，都好解决，其势已成。”
“唯独川盐，尚未解决。”
“川南之盐，控扼黔、滇，又可沿大江而至夔州、汉口，若以官运、商销之法……则一可方便查税缉私；二也可防止出现改革之后，小商无力运远、大商多争近利之弊。”
“若淮盐退楚，川盐必要在两三年内做到可以供应缺口，如此，势必要朝廷放宽政策，鼓励叙州府开矿之风。”
“再者，官督商办，效松江府故事，亦可采用科学院之新技术、联络西京大商之资本，此方为臣所谓‘我牛耕铁作、彼刀耕火种’之别。”
“臣之意，还是请陛下选一众熟悉松江府商贾工商事的人，任叙州府，如此方可开川南工商之生机。”
“臣斗胆举几人，可保三年之内，川盐之利，不下淮南！”
“商贾，雇工，亦非难管，只是朝中科举出身之人，只会管男耕女织，没学过怎么管商贾、雇工、工厂主、股东。只要会管，并无乱子。”
“川南若兴，则滇、黔无乱矣。”
“川盐若兴，则矿、水运皆兴，可纳蜀中百年修养之生民。”
“川煤若兴，则可从其法而治、采西山矿，如此京城百万百姓再无缺薪之忧。”
“新法新政，不可试行于京城，恐有乱，何不试行与川南？”
“臣便观天下郡县，能使本朝‘我牛耕铁作彼刀耕火种’之地，此时非在松江，而在川南。值此盐改之际，臣请试行，以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