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既需要朝廷内部的影响力推动，需要说服皇帝。
还需要的，就是借助这种资本流动的大势。
现如今的大顺，一共四大资本集团，每个资本集团的后面，都站着不同的势力。
如今资本实力最强，但根基最浅的，就是背后站着皇帝、刘钰和一众大顺的老兄弟勋贵们的松江府财阀集团。
通过股份制的垄断整合，以及朝廷将各国商馆迁徙到松江府的行政干涉举动，使得这个资本集团在二十年内异军突起。
利用封建王朝的朝堂力量，干掉了背后势力最弱的广东买办集团。迫使原本依靠澳门和广州的买办集团，要么转行去走私鸦片，要么北上松江府“投诚”，顺便逼出来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岭南大庾岭起义。
除此之外，还有三个资本集团。
以江南士绅为后台势力；以宗族关系和师生关系、门客体系为支柱；手里捏着盐与运河这两个摇钱树的两淮资本集团。
脱胎于两淮盐业，江南地区商业竞争的失败者、依靠大顺对准噶尔战争和移民西域而东山再起，背后站着西北军功新贵、西南改土归流和入藏军功新贵的陕西资本集团。
脱胎于前朝两淮盐业，经历过大顺开国拉锯战胜利后被大清洗的旧晋商集团的漏网之鱼，在大顺犁庭扫穴、收服漠北、与罗刹勘界之后重新崛起的，以山西人和京畿达官为后台的山西京畿资本集团。
如今这四大资本集团闹了出三国演义。
晋、京资本集团，全程看戏。
反正他们的主营业务，是蒙古的皮货、盐、碱、往罗刹国卖的大黄、茶叶，给蒙古贵族放高利贷、卖烟草、烈酒。
他们在国内的势力重心是山西、蒙古；国外的势力重心，是圣彼得堡；重要的交易口岸，是色楞格河、贝加尔一带。
南边的事，他们既不想插手，也没能力插手。强龙还不压地头蛇，猛龙还不过江呢，况且他们南下的话哪里算什么猛龙呢。
剩下三家，则就很有意思了。
大顺日后的战略重心，是南下。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变动，燧发枪配刺刀加棱堡，使得深入潜意识的北方威胁其实已经消失了。
罗刹人就算自古就是食草民族，现在都不能以五千人规模过西伯利亚，那得是食苔藓民族才能办到的奇迹。
以史为鉴已然制度化思维的大顺虽有隐约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但很难这么快完成战略重心的重新调整。
整个战略布局的改变，包括运河、盐政种种，都要与这个大战略相配套。
南下的南，是以京城为中心点的南。
包括入藏、缅甸、西南改土归流、南洋、印度等等方向。
陕西资本集团的崛起，和大顺征准噶尔、移民西域、在蒙古高原修棱堡驿站，有直接关系。
北方战争结束之后，大顺又开始加强西南改土归流的强度，开始驻军雪山，开始对川西高原进行围剿。
调动的主要兵力，肯定还是西京军。
而西北边军和陕西资本集团的关系不言自明，伴随着西南改土归流政策的加剧，陕西资本凭着对置办后勤的熟悉，开始大规模入川。
他们背后的军中新贵阶层，和刘钰的关系都不错。
一方面西北边军里有不少青州军的老人，另一方面是刘钰主持的军改给了他们这么容易立功的机会。
刘钰不是权臣，皇帝让他死，他除非提前跑路否则必死的那种，最多算条看起来很老实的忠犬。
但不是权臣，并不代表他在西北这边没有威望和影响力。调动军队他肯定是调动不了，写封信让人帮个忙还是很容易的。
现在看南方的局面，就非常清晰了。
从资本的角度看，是松江府财团和陕西财团，想要合伙弄死两淮财团。
陕西资本集团非常想要湘、楚这两块大市场，河南占不了，但湘楚人口也足够让卖盐大赚一笔了。
松江府资本集团，非常支持废运河，也非常想要大量的资本流入，以便于他们对外扩张，攫取世界市场。想要大量资本流入，那就得干掉一拨人，吃他们的血肉，干谁？
反正是既不可能去干老死不相往来、全程看热闹的在蒙古放贷往罗刹卖茶的那群人。
也不可能去喝那些隔着八丈远，而且明显吃不饱的陕西资本集团，自然也就只能是琢磨着吃两淮资本集团了。
站在朝廷内部势力和路线斗争的角度看。
当年的榆林、延安老兄弟勋贵们，现在找到了新的发财路子，那就是海外扩张。
而这几年征准、西南改土归流、入藏崛起的新军功勋贵集团，他们极度渴望战争，他们是最能理解什么叫“独汉以强亡”真正意义的一群人，巴不得在边境地区整天打仗好刷军功——朝中喊着要郡县汉四郡静海军节度使胁迫缅甸等口号最响的一群人。
西南和入藏，四川都是最好的基地。那么，让四川发展起来、让四川的盐收到钱便于周转军费，他们肯定是支持的。
这就是路线斗争问题。
以刘钰为首的老勋贵集团、和以这几年战争爬上来的新军事贵族集团，是强烈要求对外扩张的。
而对外扩张的前提，是内部稳定，是内部能收的上来钱，是内部不要把钱花费在高额的修运河、赈济洪泽湖每年洪灾上。
要把钱用在造军舰、造大炮、买军装、发军饷上。
这群人，是油门。
而以两淮盐业、运河贸易为经济基础的士绅集团，他们则是帝国的刹车。
他们保守，因为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地租，对外扩张的好处他们没看到，只看到刘钰打下南洋、大量稻米入境之后，他妈的原本卖一两银子的租子，现在只能卖八钱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