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些人虽是豪绅，也能接触到一些官员，最起码当地府尹还是常见的。
但是，真正捅到天上的朝堂里的事，他们哪里能明白？
林允文也不懂，可好说也跟着刘钰混了几年，耳濡目染之下，再加之上次乡贤祠事件之后有人提点，多少还能明白一点。
朝堂之上，谁最大？
最大的那个人，最怕的是什么？
本来这种事，朝堂上有争论，实属正常。
有支持工商的、有不支持工商过度发展的，各执一词，即便暗地里也有利益输送，那也还能维持个体面，假装是公事公办、出于道义社稷。
可要是真的大张旗鼓地搞什么结社、搞资金支持、利益输送之类，这可就不是小事了。
朝廷想要办他们，实在是太容易了。随随便便就能找到理由。
关键在于朝廷想不想办、皇帝想不想办。
本来没事呢，真要是搞出个明面的商人集团、在搞出一群在朝中的代言人，那不是纯粹找抄家呢吗？
皇帝真想要找毛病，谁身上干净？就林允文自己来说，当年破产前搞长崎贸易的时候，走私过、运过违禁品，真想要查，哪能缺了罪名？
要说起来，今天出现这种情况，也算是前几年乡贤祠事件的延续。
那件事爆发之后，松江府聚集的豪商阶层先来了一次分化。
一部分走传统路线，化商为地主。
另一部分选择继续做商人的，也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严重不足。既然如此，何不琢磨着在朝中和那些支持工商业的人联合起来？
朝廷也是个藏污纳垢之地，亦不是天庭之上，哪里不需要钱？
若能在朝堂上与一些支持工商业的官员合作，结党成势，是不是就可以避免类似于乡贤祠事件的事情再度发生？
加之他们在松江府常常接触那些西洋人，一些西洋国家的商人地位，也确实让他们眼馋不已。
潜移默化中，他们也受到了诸多影响。
一部分人，如现在和林允文暗自商量的这些人，琢磨着官商勾结，结党成一方势力。
另一部分人，则开始花钱资助一些反传统儒学的儒生，鼓吹四民一体、工商亦是国本。
甚至有人借着宋代叶适的一些文章，大肆发挥，只说什么“《书》言‘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这都属于是在作死的边缘试探。
且不说官商结党，尤其是在工商业上绑定颇多的一部分勋贵阶层，很大可能就是商人勾结的目标。
只说后者那番话，简直就是指着皇帝或者朝廷的鼻子在骂了：真要是重本轻末，也还算有点道理；但是带着重本轻末的名头，却用来‘自利’，自己发财，这咋能叫抑商？分明是打着抑商的旗号，自己去获得商人应得的利益……
再要是在欧洲，算不上作死，这可能叫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从北意大利开始，一堆屁大点的小国，商人势力稍微强点，干趴本国的封建阶级还是有可能的。亦或者商人势力很大，本国的统治者不得不妥协。
但在大顺，这就是作死。
这些豪商放到欧洲也算是有钱的大商人，但不管是荷兰还是北意大利还是英国的体量、小农阶层的数量、士绅阶层的能量、中央的集权程度，能和大顺一样吗？
这点小火苗，随随便便上面来场玉露恩泽，就全扑灭了。
距离他们能掀翻旧势力，还差得远呢，这时候就琢磨着搞事，不是作死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