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的小农，感觉不到。他们也不可能跑到欧洲去借钱。”
“但朝廷几次三番出访欧洲，你们以为还是只能问你们借钱、助捐的时代了？”
“就不说朝廷之前在欧罗巴的名声，只说这下南洋的大利，若在欧罗巴借钱，更是金字招牌。当年英国的南海公司、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随随便便就能筹到几百万两，这还只是空架子。”
“朝廷下南洋，可是实实在在的。荷兰人在南洋取利百年，更是人尽皆知。朝廷真要彻底官办，哪会问你们借钱？”
这番略带一丝要挟的话，在场的人多数对此还是相信的。
他们之前就和西洋人多有贸易，就算是西洋人在这边有商馆，可搞货还是需要大顺的本地商人。
他们对西洋国家的一些事，尤其是诸如贷款、募股、分红之类的事，这些年也询问了不少。
确实，那边的利息，尤其是大额的、国家出面借钱的利息，确实不高，比他们觉得给足朝廷颜面的15%低得多。
时代真的变了。
小农确实感觉不到变化，世界还是周身附近三十里内。
但大顺官方的很多事，已经不再是局限在天朝之内了。
包括，借钱。
这话真正的杀伤力，还在于那句“朝廷真要官办，哪会问你们借钱”。
这话，既是说，朝廷这一次不是问你们借钱的，你们不用给朝廷面子，朝廷也不屑于要这个面子。
也是说，真要是朝廷准备官办，是真的不缺钱，你们不要觉得缺了你们就办不成。
要挟之后，刘钰又道：“朝廷的意思，是说日后这南洋贸易，商归商、官归官。”
“何谓商？何谓官？这个想来我也不必说的太清楚，你们自己心里也该有数。哪些是商、哪些是商不该碰的，你们心里其实也有谱。”
“便是说，这西洋贸易公司，是双重结构。”
“有朝廷的督办，也有你们股东的董事会。涉及到军政征伐事的，董事会要通过朝廷督办。”
“朝廷督办审核通过后，上报朝廷。”
“朝廷出兵，按照标价，从公司的账目里扣除。”
“定出规矩。比如说，这士兵作战的军饷、赏钱、抚恤等。作战规模大小、人数、作战时间、消耗的火药炮弹等，都写明账目。”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至于说收购定价、建设货栈、建造多少商船这些，这就是你们董事会的事了。”
“不过，前期的话，朝廷的督办要管的宽一些。以六年为限吧。”
“一来你们对西洋局势尚不十分了解、二来你们对南洋的事所知亦不算太多。朝廷先派一督办，既为官方督办，亦为朝廷这边所出股本的董事。前期先把规矩定下来，待数年之后，木已成舟，便将督办和董事会分开。”
“日后还是要按规矩办事的。”
“但规矩本身，还是要和你们这些股东商量的。每年的账目，也会按时公开。”
“我之所以要让你们出个底线，便是因着前期朝廷督办，万事开头难。到时候，达不到你们的心理预期，怕是要出乱子。”
“等到日后过渡期一过，贸易这边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出了事，赔了钱，董事会负责、股东承担，朝廷干干净净不担责任。赚了钱、朝廷也不眼红，你们只要按规矩缴税便是。”
大顺搞得这一套东西，有些新鲜，有点像是1774和1776年法案之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政治军事和商业分开。
政府任命总督，总督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绕开委员会和董事会做决定。而且总督兼任驻军总司令。
虽然像，但因为国情的差别，里子里完全不一样。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个从根本不受政府监管、到逐渐爆发了内部危机不得不求助政府、政府最终往里面掺沙子最终控制的过程。
大顺这边，则是彻底反过来。大顺这边，完全受政府监管甚至官办是常态，而刘钰要做的，恰恰是削弱朝廷对商贾阶层的全面控制。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从创立之初，为了让商人阶层放心，其口号便是“公司绝对不会雇佣任何一个政客、绝对不会允许政府人员进入公司、也绝对不会允许政府对公司的任何管辖”。
包括在印度打仗的兵，都是公司自己的雇佣兵，而不是英国政府的军队。
但给资本无限的权力，结果就是吃人不吐骨头，彻底玩崩，最终不得不政府监管。
大顺这边，谁也不敢喊类似于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的口号，那除非是活得不耐烦了。
对英国政府来说，做的是“花一百五十年时间，将一个完全不受政府监管的东印度公司、变成一个政府和董事会双重决策的公司、再到完全废掉东印度公司”。
而对刘钰来说，要做的是“花足够的时间，将大顺这边完全官办垄断的形式，‘退化’为政府和董事会双重决策的公司”。
这是两边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
以英国的国情来说，政府一开始就要政府监管，会把商人都吓跑。
英国之前管的太少，管的太少的结果，就是资本的短视和窒息操作。
以大顺的国情来说，朝廷一开始就只是政府监管，会把商人都吸引来。
大顺之前是管的太多，管的太多的结果，就是民间资本的活力根本激发不出力量。
因着国情不同，英国要做的，是“抓”；而大顺要做的，是“放”。
朝廷“放”的这个姿态，对商人来说，非常重要。
大顺的商人，从未奢望过关系到军政的南洋问题，他们可以“公司不受政府的任何监管”。
所以这个英国花了130年时间才终于完成、让董事会相当不满、让股东们极为愤怒的监管政策。
在大顺这边，却让潜在股东们兴奋不已，感恩戴德，真真感受到了朝廷这边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