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政体系之下，在享保大饥荒之前，日本各藩都在框架之内尝试着不同的变革，试图扭转财政亏空。
有鼓励消费刺激生产派、有专营专卖敛财派、有上下节俭藩主带头只吃米团子派、有废除金银强行发行纸币藩札金圆券派、也有阿部正福这种减少人口确保小农不要零碎化派。
整体上，全失败了。一场享保大饥荒，除了伊达家的仙台，剩下的全打回了原型。仙台藩那是顶着60万石的义务，享着200万石的实利，手底下还有铜矿自己铸钱、鲍鱼海参等俵物也是长崎出口的主力、享保年的虫灾冷夏也没影响到那，这实在不用啥政策。不作死，财政一般不会出问题。
刘钰是看不上这些人的改革思路的，很多连修补匠的水平都不如，但这时候却是抡圆了猛吹阿部正福。
因为阿部正福在太田资晴背锅“被”自杀之后，成为了新的大坂城代，而且看样子是要暂摄海关诸事的，显然日后必可称为幕府中枢中的中枢。
这种人，对将来日本的政策，是有很大影响力的。
待阿部正福讲完，刘钰先是做出一副震惊的神情，随后收敛，赞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吾观日本各藩之施政，多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唯独阿部君的手段，竟有治本思路。”
“人口日多，而地不加增。粮食产自地里，地不加增，人却增多，人不吃饭会饿，人多了，粮食不够吃，这难道不就是祸乱的根源吗？”
“多子分地，土地零碎，难有余粮。但有饥荒，则不能生存，只好将土地抵押给豪商豪农。武家制度的根基，却是份地制，如此岂不破坏根基？”
“吾观列国之政，无有不如此者。”
“《左传》云：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混沌、穷奇、梼杌、饕餮。今观之，则恐此四凶犹在。”
“若人口日多，混沌、穷奇、梼杌、饕餮必化作战争、饥荒、瘟疫、动乱，以此将人口控制在一定的数量。”
这是在和日本人谈话，又是在禁天主教风气极重的此时，刘钰自是不好用“天启四骑士”来比喻，只好搬来了舜流四凶。
反正都是四个，差毬不多。
他是一边在朝廷里和皇帝说过，科学院说不定可以让亩产上四五百斤甚至七八百斤上千斤、使劲儿移民垦荒；一边又在日本鼓吹马尔萨斯这一套，顺带把马尔萨斯天启四骑士本土化。
阿部正福倒是听德川吉宗警告过，刘钰的话，不要全都相信，尤其是他夸赞的东西，一定要仔细思索里面隐藏的祸心。
可这时候，四凶之论，竟让阿部正福有一种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的知音之感。
尤其是关于“武家制度稳定的根基是土地而非人口、人口只要能保证能耕种土地即可”的判断，更像是把他一直想说的话说出来了一般。
而四凶之论，更是让阿部正福觉得，似乎感触到了人家至道，终于弄清楚了战争、饥荒和动乱的本源。
自战国大乱之后，日本的人口确实增长了一波。
但时至今日，已经停顿了，应该说日本的人口是18、19世纪世界里的一朵奇葩。全世界的独立国家都在人口暴增，唯独日本一直是条直线，自享保饥荒之后，更是彻底平稳。
和传说中中了马尔萨斯之毒的法国不同，日本的人口平稳，有其特殊的原因。
法国的面积，也就和四川省相当、略大一丢丢。
但其耕地面积加牧场面积，是接近三亿公亩，折合四亿五千万市亩，几乎相当于明朝成化年间统计的地亩总数了。而人口此时也就和日本相当，两千万人。
法国的自耕农和大顺的自耕农、日本的自耕农，此时并不是一个概念。就像是俄国的革命之后，划定成分的时候，贫农的概念是“只”拥有折合市亩46亩的土地；而法国的自耕农此时确确实实可以做到“节日里家家锅里一只鸡”，所以法国人懒得移民海外，不会像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一样，活不下去往海外跑。
法国也是嫡长子继承制，法革之后，嫡长子继承制，是“封建社会的旧制度”，要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制度、旧习惯，故而实行均分继承法。
这个大顺的百姓自然熟悉，父亲没了，儿子分家，可没说有大儿子把地全拿走的情况，最多也就是占着祖屋就是了。便是大地主也是一辈一辈分地。
法国的百姓过惯了自耕农的美好日子，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们均分继承把土地分成小块，以至后代越来越穷，于是自发选择了少生娃。
日本则是……就算长子继承法，继承的土地，都未必赶得上法国均分继承法各个儿子分到的土地。
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风气几乎是自发地朝着少生的方向转变，溺婴、扔进寺庙、堕胎等等，一般也就生两个就拉倒了。
大顺这边是“赶苗拓业”、“垦蒙垦辽”、“走西口”、“跑鲸海”、“奔西域”、“下南洋”、“闯台湾”，总归还有地方可去。
日本现在是真的没地方可去，又没有先见之明知道终有一日亩产会在化肥良种水利的支持下暴增，这时候说“四凶”之论，只以此时的时代背景而论，那真的是正确到不能再正确了。
再说，都是娘肚子里的肉，爹生妈养的，大儿子继承家业、剩下的儿子给大儿子打工，当爹娘的心里也实在不是滋味。
最主要的还是课税问题，既以土地课税，检地之后石高确定，那么人口要那么多似乎没用。
自耕农在牛耕铁器时代的劳动极限，是人均三十亩，，算上休耕护地和牲口草场，户均极限在百亩左右。
日本距离这个极限还差得远，既如此，在阿部正福看来，要那么多人口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