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后，在武士和士兵的严密保护之下，刘钰和德川吉宗就在神户村见了个面。
上一次刘钰是带着巴结的态度去的江户，为了贸易信牌。那时候德川吉宗没有在面前横一道竹帘子，在日本那边看来是给了刘钰极大的颜面。
这一次两人再度会面，时过境迁，只是分了宾主，再没有上一次在江户时候的繁琐礼节。
将近十年的再度见面，依旧如同上次一样，没有翻译在场，而是用汉字纸笔交流。
德川吉宗写给刘钰的第一句话，就让刘钰感觉到了对面老奸巨猾的压力。
上一次在江户见面，刘钰是去求贸易信牌的，姿态放的很低，没有仔细观察过这个据说号称“家康再世”的将军。
他也算是全程围观了德川吉宗主持的享保改革，在他看来也就是修补匠的水平，乏善可陈。
要么就是拍脑袋的政策，要么就是和抓抓贪官差不多的青天老爷做派，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改革深度。
这次见面的第一次纸笔交流，刘钰觉得可能德川吉宗的脑子都用在阴谋诡计和平衡术上了。
纸上写的内容倒也简单，可越是简单越让刘钰不好回答。
“怨不得刘君不怕高鸟尽、良弓藏。以大顺之心，日本国非是孤鸟，尚有它隼。刘君这口雕弓尚还有用。日本贫瘠，刘君尚且眼热如此，老夫实在为那些富庶之地捏一把汗，恐重蹈日本之覆辙。”
这就是明显的试探，试探大顺在处置完日本之后，是否还有下一步的动作。德川吉宗虽然不想再得罪刘钰，但在鸟尽弓藏这件事上，梁子已经结下，没有什么退路了。
之前求和时候给刘钰写的信，就一直在挑唆君臣关系，已然是公开的事了。
但这一次再提鸟尽弓藏，却不是为了挑唆。
刘钰提起笔，琢磨了一下，回了一句。
“商人求利，所谋者金银。周边万里之内，唯日本国多金银。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将军要怪，就怪新井白石锁国更甚。若他不出台正德新令，日本又怎么会招致这场战争呢？”
“将军不是儒生，我也不用儒生的仁义来讲道理。若论礼法，将军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礼法的，难道将军真的希望天朝讲‘仁’、‘礼’吗？”
拿出了最丑恶的殖民者的道理，把挨打定性为被打者的错，更是直接抛下了仁义道德面纱，直言不讳是为求利。
避开了德川吉宗想要真正试探的方向，德川吉宗面对刘钰的回笔，也不生气。
知道这是刘钰说实话的风格。
为的确实是金银，这句话绝非谎言。
这句话后面的全怪新井白石，这就与事实无关了，这是立场问题。
事实是，新井白石确实缩减了长崎的贸易额。
立场是，日本不希望金银外流，而大顺希望日本外流金银。
牵扯到立场和屁股，事实，只不过是佐证时候的正反解读而已。
德川吉宗回笔道：“如果这样说的话，新井白石并没有错，是贵国的海商没有本事而已。”
“日本国向来仰慕大国，颁发贸易信牌的时候，贵国的商人可以拿到三四十支，而荷兰人只能拿到四支。”
“但荷兰人的船大，四支携带的货物，与贵国商贾几十艘船的载货相差无几。”
“按刘君的说法，要怪的难道不是贵国的海商不能够造大船吗？”
虽然一上台就罢免了新井白石，但这一次挨了打，在手上留下了三刀伤口作为记性，德川吉宗此时才算是真正理解新井白石为什么要出台那些政策。
这时候不免就要争上一句，明知毫无意义，却也不希望在他眼中为日本好的人，承担这样的责任，亦算是作为幕府将军最后的一点骄傲和尊严。
况且新井白石之所以要发贸易信牌，除了缩减贸易之外，也是在彰显“日本中心论”，可以自我安慰般理解为“朝贡”。
就像大明规定琉球十年一贡，不准来的时候就是不能来；而新井白石则用贸易信牌制，变相地把贸易变为了大顺向日本朝贡，不准来就是不准来、准你多来那是恩赐，史书上史官即可记下：年月日、唐人来贡。
刘钰不是这个时代的人，这么久了仍旧没有完全融入这个时代，不能够完全地用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
他看不懂贸易信牌制背后隐藏的日本中心论，但他也不需要看懂。
如今做到了这一步，回京城后，再颁布一个“禁藩属与蛮夷私自贸易”、“与藩属贸易必须本国造船、水手九成本国”、“南洋货物必经松江转运不得直抵藩属”等法令，那就直接一步到位搞成了宗主国和殖民地。
带着胜利者的心态，刘钰没有继续争论到底是因为日本锁国有错在先、还是大顺海商无能不能造大船，很“大度”的表示这个问题如同“汉时马肝之论”，实在没必要争论。
然后反客为主，问了德川吉宗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将军对日本的将来，有何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