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工兵也要随船前往，刘钰要“为便于日本国百姓行船”，在下关和濑户内海的一些地方，建造几座灯塔。
同时还要在下关驻守一部分士兵“看守灯塔”。
在等待期间，刘钰又做东，请了海商头目和昭仁一起吃了个饭，卖了两艘大船给昭仁，以方便朝贡的时候跟上舰队。
他倒是大方，两艘实价一共六万两的大商船，卖了十万两，自己拿了四万的中介费，自掏了一千两腰包，雇佣了一批海商那边的水手，替昭仁等人朝贡的时候控船。
昭仁虽然没钱，但想着这些钱，幕府总是会出的。想着刘钰真的要释放他，让他主动前往，这也算是全了他的颜面，这十万两也花的很开心。
…………
草拟的条约送回京都二条城时，德川吉宗只留下了松平辉贞派回的心腹，询问了细节之后，展开了松平辉贞记录的详细谈判过程和内容。
包括私下里和刘钰谈的朝贡问题，以及当日关白一条兼香所说的“中华乱则日本亡”的警告。
看过条约的内容，德川吉宗心中并没有太大的波澜。
从刘钰乘船到江户宣战、再到现在战事真正结束，德川吉宗已经经历了太多，已然是有些……麻木。
京都被突袭、昭仁被抓走的时候，他连最坏的打算都已经预料过了。
心里预先演练了一番种种最坏的可能后，现在的这样一份条约，实在是不能掀起太多他心中太多的波澜。
想着刘钰当年去江户时候说的那番话，德川吉宗苦叹一声，喃喃道：“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直到此刻，他才咀嚼出了这首唐诗里的三分滋味。
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好容易稳定了物价、增加了幕府的财政收入，库房里的那点金银，闹了半天全是为刘钰准备的。
仁慈满天下的甘薯种植，让百姓在五公五民的赋税规模下，总不至于饿死，亦或全日本大规模的一揆。闹了半天，不过是为了刘钰讹钱的时候，保持日本的稳定，不至于闹出大乱子，以至于盘剥的不够狠赔不上钱。
这些都已经是无法更改的东西，德川吉宗要为将来考虑考虑。
原本为了稳定，也为了纪州藩德川氏能一直赖在征夷大将军的位子上，他是宁可按照嫡长制度传位给自己三十岁还尿裤子的长子德川家重；把剩余的两个儿子都封了地，想要效仿原来的御三家，让继承权都在自己家里的人打转，不要传到外面去。
他这个征夷大将军之位，本就是捡来的，他也是御三家出身的。
上了车的，肯定想把车门关上。他从御三家爬上来之后，自然想着就把御三家的继承权废掉，自己搞出来一个自己本枝的圈子继承。
大儿子继承，俩小儿子们在江户辅佐，效仿御三家的模式，搞个御二卿。就算将来大儿子这一支绝嗣了，还有俩小儿子能继承，也不用非得去御三家里找外人。
之前一直都在琢磨这个，想方设法地搞掉了最有威胁的尾张藩德川氏的德川宗春——两人的争端，既是继承权之争，也是日本将来的路该怎么走之争。
德川吉宗认为，财政越来越困难，那是因为武士们奢侈的生活导致的。下令所有武士都要节俭。
德川宗春则认为，社会的财富都要先经过武士的手，武士不花钱，那财富就无法流通，财富无法流通，社会就没有活力，富裕的武士、尤其是不劳而获食俸禄的武士，就该使劲儿花钱，才能以消费带动社会财富的流转。
德川吉宗认为，强调忠君和等级制度的朱子学，才应该是正统。
德川宗春，则颇受荻生徂徕影响，认为宋儒纯粹是用后世的语言去理解古人的学问，胡乱解释，根本就违背了圣人之学。应该舍弃宋儒、砸碎程朱，复古先秦之大义。
德川吉宗认为，现有制度还能凑合，只要修修补补就行。
德川宗春则认为，现有制度完犊子了，应该把下级武士从城下町，全都扔到乡下封地去当地主。借复古之名，提升城下町众人和商人的地位，才能解决现在出现的种种问题。
日本此时面临的困境，其实和大顺也差不多。
一方面，宋儒那一套已经无法指导现在的经济生活了。
另一方面一群人觉得往前走走不通，那就往后退嘛。
还有一些人则是别有用心，带着复古往后退的旗号，搞的却是崭新的变革。
总归，就是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往前走、且能走得通的、儒学范畴内的理论基础。
现在大顺征伐之后，局势已经和之前完全不同了，德川吉宗已经彻底扳倒了尾张德川氏，剪除了御三家暂时的威胁。
他就必须要考虑一下，自己那个三十岁还尿床、话都说不明白的大儿子，是否担得起今后的重任？
日本的未来，又该怎么走？
是继续延续朱子学、搞节俭运动、压制商人、重视尊卑礼法？
还是制度复古，托古改制，唯才是举，将低级武士扔到乡下，从城下町中选拔人才主政、允许商人组建株仲间商业行会？
大儿子肯定是不行了，二儿子德川宗武能否有什么路线想法？
或许，这一次前往大顺朝贡，应该让二儿子前往，顺便去看看大顺的情况，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