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段长时间对往事的拾忆后，哈密尔顿回到了此前的劳工案话题，她的声线仍旧均匀平静，但隐隐约约还是能感受到怒意和无可奈何：
“抱歉对你们进行了先入为主的设想。因为此种类似掮客的事情，我十多年来已听闻和遇见不止一起，越是强调在当局有门路的人，越是对劳工赔偿克扣得更狠…所以自从那最后一次经历后, 我虽一如既往地向咨询者答疑解惑，但默认拒绝与所谓这些公益人士合作，去年伊格士东南的铜矿事故，我就是选择带着助手亲自进入黑暗的矿洞取证...”
“向您的奉献精神致敬。”想到这位已经年事已高的女医学家，仍在第一线为劳工的职业卫生状况发声，范宁的语气中带着钦佩。
“我们的确是来自官方背书的非凡组织, 但和当局的关系相对独立...我们的动机是让那些遭受打击的家庭获得相对更公平的赔偿, 您在岗位卫生状况调查、病理学研究以及职业病收录名单引入上面, 具备我们所缺失的经验...您的担忧不无道理，但若您知悉我们的组织早已针对困难家庭提供了额外的物质救助，想必就可以打消这种‘克扣差价’的顾虑了...”
于是接下来的谈话变得高效起来，范宁拿出的近日激增死亡数据让哈密尔顿意识到了事情比想象中更严重，随后他又着重阐述了目前的困境——申请了几次三方鉴定，对方都表示没有在尸体里分析出职业病规定情形中的因素。
当局在发表的调查报告中认为发光表盘生产工艺不存在工业危害，劳工所患疾病的症状可能是梅毒、溃疡膜性咽峡炎或细菌感染引起的，包括尸体的发光，是因为某些微生物的代谢产物中含有荧光物质。
哈密尔顿表示她习惯了这些总是利于厂方的调查报告，根据以往经验，只有己方亦在权威媒体和医学期刊上发表内容详实、证据清晰、同时具有学术和法律说服力的文章后，才能让斗争出现转机。
她会先去着手调查，先调查死者，再调查活着的受害者，但有两件关键的事情需要范宁去做：
其一，范宁需要尽量排查是否在其他地方还存在这种生产线。因为目前唯一已知的生产线已经停产，导致没法开展比“做实验”更具有说服力的“现场病理学调查”, 而以前调查重金属或化工行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其二, 范宁必须弄到一定量的那种未知物质的高纯度样品。因为涉事怀疑物质几乎没了, 当时几人的确下了命令缴获现场的颜料，但战斗打响后，警察们优先在安全转移劳工，很多颜料罐被砸毁了，罐子本身又只有瓶盖大小，凑在一起也没多少，而其中的有效成分更是浓度极低…
至此这件事情的谈话进展就圆满结束了，看到两人有身份背书，又是在真心探讨问题，哈密尔顿女士的态度也逐渐和善起来，并表达了对于他们关注工人职业卫生领域的感激。
范宁看此时尾声的气氛较好，于是询问了当年维埃恩去世之后，她出任那家“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医院”的经历，并斟酌着表达了自己对于医院改建竣工后又匆匆被叫停的疑惑。
谁知道哈密尔顿女士听到范宁的这个提问后，脸色却显露出了些许的惶恐不安，老太太本来已经放松的身形，一点一点紧张地绷直了起来。
那是一种古怪而惊恐的神情, 范宁见情况不对，哪敢对着这位一把年纪的女士继续追问？他只得安抚似地随意闲聊了几句，等老太太情绪稳定一点后，又尝试着问了一下维埃恩后来的眼疾到底治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