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四年，是一个平静的年份。
外无强敌犯边，内无天灾造反，该铺混凝土路的继续铺路，该造船的继续造船，该疏浚会通河的继续疏浚，农民耕作于田，商人往来于市，海船不断出海，河船到处摇晃，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
事实上，对于古代封建王朝而言，只要皇帝没有什么特殊爱好，比如修道，当动物园管理员，从事木匠艺术，北出狩猎啥的，政治整体上是相对清明的。
而政治清明的结果，往往就意味着官府对民间的搜掠变得温和，甚至在某些地区，甚至是完全不扰民，任由百姓自己发展。
治大国如烹小鲜，告诉所有后来统治者，国家这条小鲜，是经不起瞎折腾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才是王道。
朱允炆选择了这一条路，一条鞭法的出现，极大抑制了官府搜掠百姓的可能。毕竟一年就两次税，任何其他税都是违法的，在监察御史已经分散到州、安全局隐于民间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在收税期间动手脚，更不敢巧立名目。
没有了税目一条要钱的路，地方官吏再贪污、再腐败，也不可能祸害一大片的百姓，顶多对付对付若干百姓或若干富绅。
朱允炆是这样想的，不过多少有些天真无邪，一件事的出现，彻彻底底打了朱允炆的脸，也让朱允炆一直期待的盛世变得如同一个笑话。
五月二十日，休宁知县梁绪伙同地方士绅，垄断石灰矿，压榨与拖欠百姓工钱，致使百姓自开年起没有分文收入。
六月初，夏税开征，百姓家中无余钱，不得不聚集于县衙，要求知县发放工钱。
六月五日，休宁知县梁绪以乱民造反为由，抓捕了为首的百姓三十余人，打伤百姓数十人，并虚报知府衙门，要求重惩带头百姓。
六月八日，知府衙门派遣知州王茂前往调查，为梁绪贿赂，隐瞒事实真相。
六月十一日，八百休宁百姓聚拢在县衙，要求梁绪放人，梁绪请求新安卫出兵弹压。新安卫指挥史孟崇得到消息之后并没有出兵，而是直接上奏给了五军都督府，毕竟徽州府属于南直隶管辖，直接为京师管理。
直至六月十四日，朝廷才收到消息，满朝震惊。
朱允炆忘记了一点，一条鞭法是对农田的，可徽州府多山少田，百姓家本就贫瘠，好在混凝土道路施工给这里的百姓带来了一条活路：挖石灰矿。
当矿工，就成为了他们生存的基本方式，有些农户甚至带着老婆孩子一起下矿，为的就是赚点矿工钱。
可好好的矿，偏偏又被县衙与地方士绅垄断着，百姓家的几口矿还不准人找矿，他们只能被人剥削，人家说多少工钱就是多少工钱，多久给就是多久给。
一条鞭法保护了以农为主的百姓，却没有保护到以矿为生的百姓，加上地方官员的贪婪，终于惹出了民变。
这件事的出现让朱允炆脸很疼，就在不久之前，还有官员大谈盛世来临，说朱允炆是一代圣主，现在看来，所谓的盛世就是一个巴掌，呼在脸上还带声响的那一种。
朱允炆不顾内阁与六部大臣反对，下旨徐辉祖亲自去处理。
徐辉祖是什么人，是都督府的人，管的是兵，不是民，这是民政，县衙的事，显然归徽州府，归朝廷六部管，怎么能让徐辉祖去？
但朱允炆这一次没有退让，命徐辉祖带三千兵连夜去休宁县，将知县梁绪，包括参与此案的一切官吏、所有士绅全都抓入京师，同时命令徽州知府，先行垫付亏欠百姓的工钱，知府暂时代理知县职责，安抚民心。
徐辉祖的动作很快，加上休宁距离京师也不过五百里，打马疾驰，两天去，四天回，直接将梁绪为首的二十六日丢到了武英殿中。
朱允炆坐在宝座上，怒目而视，厉声喊道：“朕屡下文书，不得欺民，不得贪污，不得勾结地方士绅！而你呢，就在南直隶，在朕的眼皮子底下，也敢如此放肆？！”
梁绪吓傻了，听说过地方衙门越权办案的，没听说过皇上直接抢走办案权的，哆嗦地说不出话来。
解缙见朱允炆气得不轻，连忙出班：“皇上，此事交给三法司处置即可，定会严格处置，还百姓一个公道。”
朱允炆豁然站了起来，怒斥：“都已经激起民变了，还用三法司审理吗？将梁绪拖出去凌迟，其他人审理之后，无论什么结果，都加上一条，抄没家产，发配北直隶！”
刑部尚书暴昭见状，赶忙劝说：“还请皇上暂息雷霆之怒，只需两日，臣定能审查结案，到时候该凌迟的凌迟，该发配的发配。”
不经法司审判直接就干掉，不行啊，这个先例一开，以后刑部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弱，皇上要处理个人，甚至都不需要经过三法司了。
暴昭见朱允炆刚想说话，大声喊道：“明日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