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学、县学，运转已久，虽然有些弊病，但总体来说，并没有颠覆长期以来的教育制度，国子监革制与四级教育的确定，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传承千年的教育制度作了一定的梳理、优化、补充与规范，如同将曲折、坎坷的道路，取直、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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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制约教育平民化，大兴文教的根本，并不只是教育制度的问题，还有教育方法的问题，用三个字来总结，就是：
教不会……
没错，就是教不会。
这个问题凸显在社学中，孩子们上学，训导上课，黑板一写，这个字怎么读，怎么写，然后引导学生识文断字，第二天翻课本，哦，这个字读啥，忘了……
眼睛学了，手也练了，脑子没记住，隔两天看着熟悉又陌生的文字，抓耳挠腮。尤其是放了寒假之后，老师不在身边，遇到不认识的字，咋办？
找老爹，老爹会拿锄头，老娘，那里有绣花针，放着吧，时间长了越忘越多。如何让学生更好识字，成为了社学教育最紧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社学教育推动就困难重重。
杨士奇总结道：“教育自识字始，识字一途，没什么好的法子，只能强识强背，日日巩固。”
“就没有其他法子？”
朱允炆询问。
杨士奇想了想，叹息道：“有倒是有一些法子，比如读若法、直音法、反切法，这些都可以给字注明读音，但无论是什么办法，都有些缺陷，无法完全覆盖所有字。”
“读若法、直音法、反切法？”
朱允炆皱眉沉思，这些方法自己是知道一些的，中国古代人读书识字中的智慧。
汉字是象形文字，表意文字，与西方的表音文字完全不同，尤其是一些古汉字，即便是不认识，仔细想想也可以知道其意思：
比如“禾”字，不就类似于田中生长的禾苗，再如箭矢的“矢”字，不就是箭头的形象？山水日月更不用说了。
学习汉字，首先需要弄明白正确读音，只有读准了，才能去表达、沟通。虽然在漫长的中国教育发展中没有出现西方拼音，但中国人给汉字标注读音的研究并没有止步过。
据朱允炆所知，汉字数千年来的发展中，给汉字注音的方法不下十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读若法、直音法、反切法。
说起读若法，不得不提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许慎作为给汉字标注读音的鼻祖，提出了读若法，又名读如法，即读近似音。
比如《说文解字》中的解读“哙”字，其写的是：
哙，咽也。从口，会声，或读若快。
用“快”字来标注“哙”音，简单方便。
读若法在后世依旧有许多人使用，尤其是在初学外语时更是发扬光大，像是“三克油”、“谁又偷猫肉”、“谁特”，就是典型的读若法，想想在东汉的时候，人家把这一套都玩过了……
读若法有点问题，有时候找不到其他简单的字来标注，比如“佛”，“摸”，“给”，，还有“卵”、“乱”，直接读若法，读音存在混乱。
东汉末年，大概还没分三国的时候，在读若法的基础上出现了直音法，即用读音完全相同的字去标注另一个陌生的字。
比如“涊”字不认识，直接用“碾”字标注，采取相同读音。可这类方法也有问题，那就是需要先掌握一个同样音的汉子，如果这个都没掌握，想直音也直不起来……
三国时期，孙炎完成了《尔雅音义》，在这里提出了反切法，之后这种方法在隋唐时期完善，并沿用至后世拼音标注之前。
反切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汉字注音最主要的一种方法，无论是隋时《切韵》，唐时《唐韵》，宋时《广韵》，甚至包括后面的明代《字汇》、清代《康熙字典》，无一不是使用反切法进行注音。
反切法的精髓是用两个汉字，将其读音一刀切为两半，前面一个字提取声母，后面一个字提取韵母与音调，之后拼接为一个字的读音。
比如：坛，徒干切。
要标注坛，可以通过“徒”的声母t，与“干”的韵母an进行组合，之后便是“tan”的读音。
虽然没有拼音，但方法是如此。
但这种方法也有问题，一些汉字复杂，笔画也多，切字的时候，再哪里下刀子，拿捏不准就切成其他字了……
但总体来看，反切法依旧是占据主流的，相对科学的一种标注法，但无论哪一种办法，都有一个条件：你先得认识一些基础字……
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朱允炆决定上一堂课，命人在高台东面建了一个支架，挂了个黑板，然后命人把宫里的朱文奎与韩夏雨拉到了国子监。
“现在请先生在黑板上写字，朕略作标注，命文奎与夏雨读字。若有哪位先生的字此两人没有读出来，或是读错了，一字赏五两。”
朱允炆下了本。
杨士奇皱着眉头，仔细看着朱文奎与韩夏雨，这两个人都是孩子，又能识多少字？
可奇了怪，朱文奎松了一口气，韩夏雨还冲朱文奎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