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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关于我的私心，让我先卖个关子。”罗伯特眨了眨眼故意说。
“好吧，还是说回管理的话题，你们如何管理众多记者？”
“我们没有记者部，没有一个部门将所有记者放在里面。
在我们这里，经济记者就在经济部工作,新泽西记者就在新泽西版新闻部工作，体育记者就在体育部工作。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专职记者，他们不可能集中在一个部门工作。”
黎耀阳若有所思：
“可是这样不会乱吗？毕竟记者的活动太过自由。”
“当然不会，对记者，我们不给定额，例如我们不会要求一个记者每月要写10篇稿件。
有的记者可能一年只写一篇稿件――我是指调查性报道。
你说的不错,有的记者写得多，有的记者写的少，经常打着外出采访的幌子办私事儿。
但他们的能力和技术不同。如果所有记者都很努力而且能力很强,我的工作就很轻松了。
但报纸不是工厂，报纸需要有创造力的工作者。
人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挣很多钱。如果抱着这个目的，他们就不会来这里，就不会当记者。
他们可能去当医生，当律师，当商人，当金融家，或干脆在华尔街找份工作。
应聘到我们这里工作的人想到的不是利润或收入，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写作，喜欢设计，喜欢替人鸣不平。
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所以我们无需制订太多的条条框框来限制他们，哪怕他们有的人不那么正经。”
黎耀阳再次不置可否，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可以，放在21世纪？分分钟教你做人。
不为钱？用爱发电吗？
最后，他终于聊到了自己的私心。
“其实，我一直在潜移默化，努力培养年轻人读我们的报纸,我们也设法让报纸进入课堂，但我觉得这一切都很不够。
如果给我足够的机会和金钱，我会办一份全国最好的面向儿童的报纸。
如果这个报纸创刊，每天早上你在教室就能看到它。
教师会引导10岁、11岁或12岁的孩子在电脑上阅读这份儿童报纸。
只要给我这个特权，我会立刻实施这个计划。
现在我们只在报纸的副刊里开辟了一个孩子版，但不是每天出，也就每个月出版那么四五期。
这样做我认为是不够的，儿童教育方面报纸可做很多工作，但现在我们没有。”
他流露出对办教育报纸的强烈愿望，但又屡屡说出“如果我负责”、“如果我有这个权力”等，似乎已经有了一点怨气。
看来他对现在拥有这份报纸的家族领导人并不满意！
黎耀阳心中偷笑，这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点。
跟这位总编辑聊得有点久，错过了下一个安排。
中午12：30，比约定的时间晚半小时来到女评论家特鲁迪的办公室。
是的，这是一位女评论家，在女性刚刚获得投票权的国度，出现了一位女评论家，着实让人意外。
而且从她拥有的独立办公室来看,她的地位可不低。
罗森塔尔介绍时说，特鲁迪评论委员会委员和国际事务专栏作家。
即便如此,这位社论部的女评论家地位确实很高，拥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不说，收入也比同资历的编辑记者高。
特鲁迪一见到黎耀阳，就表示出既惋惜又着急的样子。
她说她很想与黎耀阳好好交谈一番，但现在她要赶一篇稿子并且参加1点钟的评论委员会会议。
所以她只能和黎耀阳谈十来分钟。
对此，黎耀阳只好为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同时也流露出一丝遗憾。
他很想跟这位女评论家好好聊聊，究竟凭什么能坐到这个位置，靠某种颜色的交易？不现实，这女人真心不漂亮。
不等黎耀阳开问，特鲁迪便很急切的说：
“我们评论委员会每周举行三次会议。在无会议的那些日子，社论版主编会到我们办公室遛达，和每位评论员谈话，了解选题情况。
我们参加会议之前，必须准备好打算撰写的社论选题及相关背景材料。
我们每个人都有厚厚的记录本，以便可以将一些选题线索和思想随时记录在本子上，开会时拿着本子去就好。”
说着，她展示了一个咖啡色牛皮本，厚实程度堪比某人的脸皮。
特鲁迪的语速很快，似乎想讲所有话压缩在这10来分钟：
“我过去包干了所有国际事务方面的社论，现在不这样干了。
现在我要写我自己的专栏文章，那是一个国际事务专栏，每周两次。
这个专栏是游动的，有时会出现在头版，有时出现在评论版。
当然，这个专栏也会进入我们的电讯库。
我们在《芝加哥论坛报》有一个电讯库。
通过这个电讯库，这个专栏可进入很多报社。
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全国300多家报纸都可以采用我这个专栏的稿件。
当然他们可以随便选择。”
黎耀阳这才搞明白所谓的评论委员会是个什么机构。
说白了，他们就像雇佣兵一样，谁给钱就给谁办事，虽然名义上隶属于《问询报》，但工作成果遍布全国。
“我给自己的专栏写稿，也给评论版写其他文章或社论。
现在我每周写3至4篇文章，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战争刚刚结束，国际大事很多。
而且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女性独立运动。”
说到这的时候，她表现的很自豪，说明这件事要么有她参与推动，要么她就是20世纪初女拳代表。
谈话转眼就超过了10分钟。但她尽量想和黎耀阳多谈，这他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热情似火的中年女性，完全不介意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看法。
她不时看看表，但从不间断与他的谈话。
不知道是聊得起兴还是怎样，他们的谈话已持续将近半小时，手表的指针已经指向1点钟，她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似乎会议也没那么重要了。
“让我们再谈谈社论部的运作，正如我前面说的，我们每周开三次社论委员会会议。
我们没有时间每天碰头，但我们必须经常向主编报告选题。
因为大多数社论都是本地选题，所以在撰写时，你有时会受到很大妨碍。
例如最近在费城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嘿帮团体影响到市民安慰的事情。“
黎耀阳下意识摸了摸鼻头，怎么有种被捉奸在床的尴尬。
“还有，关于学校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是百姓最为关注的，比如是否应允许私人公司经营学校？私人公司经营学校是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现有学校是否因为其官僚作风而导致效率下降？
这些观点都会被我们选用，但一定会遭到某些机构的反对。
你知道，《问询报》是一份在本地有很大影响的报纸，所有议及当地事项的社论一出，都会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为了平衡各方利益，我们只好给出参考观点，没有建议，没有主观臆断，当然，我们会尽量勾起读者们的讨论欲。”
黎耀阳插言：
“所以你们的会上一定很激烈。”
“没错，在会上我们会讨论、争论。
如果主编认为选题很重要而意见不一致，大家就会投票表决。
尽管有时主编的意见占的份量重一些，但一般情况下委员会会按照表决结果决定最后选题。
我们的社论一经写出就代表了报纸的声音，但总编辑罗伯特几乎从不参加我们的会议。
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在选举期间，发行人和总编辑都会参加我们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