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的一千守备军还要帮忙守永州，其他的都要回去协助各自乡里春耕。
沈墨对于春耕的重视更甚于于成龙的这次来攻，换句话说于成龙这次来攻在沈墨眼里威胁也就一般般。
而祁阳城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想取的话也随时可以拿下，何必急于一时。
只是不攻城不代表什么都不做，从拿下永州城开始，荡寇军的水师就在祁阳旁边的江面上来回溜达，虽然并没有做出诸如炮轰城墙或者是拦截过往船只的暴力举动，但是来往祁阳的船只也肉眼可见的减少了不少。
永州城都被反贼占据了，还摸不清沈墨这股反贼底细的商人们自然得小心谨慎起来，先观望一下情况再说。
这样一来，本就因为沈墨占据永州城而带来的物资日益紧缺的情况愈加严重，城中粮价飞涨，许多人纷纷想要逃到下游的衡阳去。
祁阳知县卞和平倒是个有能力敢担当的官员，一方面强行下令平抑飞涨的物价，发现囤积居奇者一律关进大牢。同时又做主打开官仓，平价售粮稳定民心。
其次，派出县衙捕快衙役以及巡检司兵丁在城中维持秩序，凡是有趁乱滋事者一律严惩。
再次，说服那些地主乡绅，尤其是拥有大量田产的大地主们招募乡勇来守城。
这些大地主们对于沈墨采取的政策也都有所耳闻，都在担心沈墨一旦拿下祁阳，自家的田产也就保不住了。
所以卞和平稍微一开口，这些大地主们就很快响应，短短数日便招募了五千多名乡勇帮助知县守城，还自愿捐献了许多钱粮。
这些大地主们之所以这么积极，一来是希望卞和平能够守住城池，击退反贼，从而保全自己的家产。
二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卞和平告诉它们，新任巡抚正带着大军前来剿贼，只要坚持几日，巡抚大军一来，现在猖狂的反贼肯定就会灰飞烟灭。
基于此两点，这些乡绅们才会如此举动。
直到现在，乡绅们依然不觉得沈墨这股反贼能有跟朝廷上万大军抗衡的实力。
康熙平定三藩的确让清廷以及他本人的威信声望在天下士绅之中上涨了不少，换句话说，此时天下绝大多数的士绅都觉得清廷这江山再一次坐稳了。
从逻辑上来讲的确是这样的，毕竟带甲数十万的吴三桂和分别拥兵十万的耿精忠、尚之信一度占领了整个南方，甚至湖北、浙江乃至陕西甘肃等地也都被叛军占领。
彼时，许多人都觉得叛军势大，大清要完。
可是康熙采用政治上分化瓦解，军事上剪除两翼的策略，先后招降耿精忠和尚之信，原本跟随吴三桂一起起兵的陕西提督王辅臣也主动投降，最后就剩下吴三桂孤军面对清廷大军围剿，最终匆匆称帝五个月后病死衡阳，吴军也从此土崩瓦解，一败涂地。
三藩之乱让康熙在政治上获得了巨大的威望，让天下人心更加的顺服，这也是康熙平生最得意的一桩功绩。
原本的历史上也的确如此，三藩之后，康熙朝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叛乱或者说起义。
平定三藩的意义深远，在施琅灭了琉球的郑氏集团之后，清廷终于能腾出手来去发展国力了。
沈墨现在只是占据了一府三县四座城池而已，跟三藩之乱那种大半个天下都失陷的局势比起来的确算不了什么，最多是疥廯之疾。
这也是这些士绅们如此积极响应知县号召的根本原因。
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卞和平算是初步稳住了祁阳县的人心局面，但是他心里却远没有他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淡定。
虽然城中已经招募了将近上万名乡勇，还有乡绅们捐献的钱粮也想当可观，但是卞和平对于守住祁阳城却没有多少信心。
原因也很简单，永州知府刘光耀不算是个无能之辈，而且当时招募用来守城的乡勇比自己只多不少，更重要的是永州城比起祁阳城来说城防要坚固的多。
可饶是如此，城池还是被反贼给破了，而且根据逃出来的人所言，从反贼正式开始攻城到破城连一个时辰都不到。
这种情况下，卞和平还能镇定的做出这一系列的操作，没有弃城逃跑已经算是很有胆气很敬业了。
若还要求他一定能守住城池那的确有点强人所难了，他现在最期盼的就是巡抚的大军赶紧到来，就不用自己单独来面对反贼随时可能到来的攻击了。
沈墨对于祁阳城中的动静丝毫没有在意，卞和平就是张巡再世也不好使。
这一仗的关键就在自己能否击败于成龙身上，于成龙一旦败北，祁阳县不攻自破。
在郑云龙快要望穿湘水之时，于成龙的先锋大将长沙总兵祖君昊终于姗姗来迟，带着三千先锋出现在了祁阳城外的江面上。
得到消息的郑云龙激动不已，走到甲板上眺望了一番后，大笑着下令道：“传令各舰升帆，咱们去迎接客人！”
随着旗语打出，水师八艘炮舰以及大大小小的几十艘船只都陆续起帆，在郑云龙的旗舰带领下如同狼群一样向着清军先锋船队包围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