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明朝初立，朱元璋有一直未曾放权，地主阶级根本没有渗透进朝堂之中，能得到一些消息，已经是实属不易，自然无法像是后世明朝末期那样，凝聚起力量对抗新政。
现在的地主阶级不像历史上那般强势，但毫无疑问，现在他们的胆子无疑更大，他们现在竟然想要造反！
当然，胆子虽有，却也只是嘴上说说，他们要是真有这个魄力，在元朝的时候他们就不该是地主，而该是门阀了。
所有人都想推举沈荣来主事，让他拿下个章程，是造反也好，贿赂也罢，反正是不能让摊丁入亩之策顺利的实施。
但是沈荣能有个什么办法，朝中有没有门路，自家里更是麻烦事一大堆，至于造反这个选项，他一开始就没有在脑子里存在过。
思来想去，无非还是老一套，开始到处在民间宣讲朱元璋麻木不仁，残暴昏用，想要用民意来给朱元璋施压。
这一幕，其实在历史上雍正施行摊丁入亩的时候也发生过。
清承明制，一直以来清政府收税的方式很大程度上，还是像明朝那样对百姓征收田赋和丁税也就是人头税，收人头税的时候，你家里有多少人，就按每个人多少钱乘以人数来交丁税，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缴纳一样的丁银。
富人和穷人缴纳一样的丁银，广大的贫民们明显负担更重，而富人却不会有什么感觉，小户人家，家财不丰，又因为人多地少，会逐渐付不起丁税，也就甘愿卖了土地去给地主当佃户，甚至被逼得卖田卖身、溺死婴童。
结果依然还是土地兼并，甚至于清朝时的土地兼并比明朝还要严重，明朝时至少撑到了后期方才如此，而清朝，早在康熙年间，土地都逐渐集中在了官僚手中，土地兼并问题开始变得严重起来，土地年年兼并，贫富日益不均，农民人口增长，但手中却没有土地，“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
于是到了雍正上位，立刻开始了“摊丁入亩”的改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明朝没有坚持下来的政策，在雍正这里，完整的实行了下去。
雍正帝一改往日按人头收税的旧法，改为按地收税，进行大规模检地运动，核田归税，将历代相沿的田赋、差役和丁银等项逐步合一，形成一切出于田赋，实现了真正的一条鞭法，并宣布“永不加赋”，这样就等于将流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废除了。
浙江《嘉兴府志》上评价说：“田亩起丁（摊丁入亩），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而摊丁入亩之策，初一施行，便成效显著，从雍正初年到末年，其财政增长了近十倍。
当然，雍正虽然将此法推行了下去，但同样也被所有士大夫群体所仇视，因此遭到了既得利益者们的一致抹黑和栽赃，导致雍正的名声非常不好。
雍正加在康麻子和乾隆之间，论功绩，可以说是这三人中最大的，但是在后世的评价，可能还比不上好大喜功到已经可以称之为昏庸乾隆。
这其中，当时清朝的士大夫群体可以说是居功甚伟。
而现在，无非是历史提前重演了一次罢了，地主们想要用民意裹挟朱元璋，让其摊丁入亩的政策无法顺利施行。
可结果，地主们却发现，往日里那些极为好蒙蔽和裹挟的百姓们，突然好像聪明了，无论他们说什么，如何鼓吹摊丁入亩不如人丁税，给朝廷缴税不如把田地投献给地主，他们必然善待佃户，百姓们依然不为所动。
到了这个时候，地主们才算是真正的慌了。
几番探查之下，那份早已风靡了整个江南直隶地区的报纸，悄然出现。
报纸经过这么久的发酵，早已不再是局限于应天一地，整个江南地区皆有贩卖，但是这其中自然也有盗版的功劳。
李洪也不甚在意，在不扩大印刷厂的情况下，供应应天府每周两期，一期二十万份的印刷量已经是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