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10月11日，巴达维亚，总督府。
巴达维亚海军司令达克曼·巴雷克上校与一众殖民官员安静地坐在总督府会议室内，等待德林总督的到来。因为来得匆忙，他还未来得及打听此次会议的主题内容是什么，但看到高级商务参赞弗雷德·阿普顿先生和几位商务代表均显出严肃的神情，便知机地没有出声询问。估计, 又是公司某个商站或者某片市场区域贸易前景不是很好，这才令他们有些愁眉不展。
来自欧洲本土的调令已经下来了，达克曼·巴雷克上校将卸任巴达维亚海军司令的职务，返回荷兰本土，进入海军，担任某支舰队司令。对此, 巴雷克上校内心是颇为不舍的，虽然返回荷兰本土海军任职, 会后很大概率再次得以晋升, 成为一名将军。但是，他却不想离去，因为身在东印度群岛每年可获得的大量财富，而且危险性也很小，地位也崇高。
相反，回到了荷兰本土，担任一支舰队司令，就可能会与西班牙海军交战，也有可能会在护航荷兰商船时，与凶恶的海盗于海上搏杀。但获得的报酬，却远远不如在东印度群岛任职期间收获的财富。唉，万事岂能尽如人意。
“先生们，非常抱歉，因为要和柔佛王国代表谈一些事情，稍稍耽搁了。”科内利斯·范·德林总督来到会议室，朝在座的殖民官员点头致意。
“总督大人, 各位先生们，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因为明国尼古拉一官（郑芝龙教名）的无止境贪婪，而日益损害我们东印度公司商业利益之事。”高级商务参赞弗雷德·阿普顿在德林总督坐定后，直接引出此次会议的主题，“从历年的商业交易记录来看，我们东印度公司自三年前开始，截止到上个月为，我们整个公司对日贸易额，幅度整整下降了九成，现在更是到了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此言一出，在座的殖民官员顿时哗然。虽然他们对与日本贸易有大幅萎缩，有一定的了解，但弗雷德·阿普顿口中却直言有九成的下降幅度，还是震惊到了众人。
“阿普顿先生，你所说的贸易额数据都是真实准确的吗？”德林总督皱着眉头问道：“虽然我们对日贸易额几乎是逐月萎缩，但目前的情势，真的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要知道，在五年前，日本市场，每年好像还能给公司提供近80--100万盾的贸易利润。现在，真的很糟糕了吗？”
“是的，总督大人。”阿普顿点头说道：“对日本贸易，已经处于最糟糕的处境了。今年截至到8月底，我们在日本市场只有区区二十万盾的贸易额，利润也仅仅只有五万盾，对于我们整个东印度公司而言，已经降至一个非常微小的市场了，甚至还不如我们新开辟的安南市场。”
“全都是因为明国的尼古拉一官的原因？”德林总督沉声问道。
“是的。”阿普顿点头说道：“造成日本市场如今的情形，一切的根源就是尼古拉一官。他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当初签订的贸易条款，还以明国内乱的名义，禁止提供生丝、棉布、瓷器，以及其他明国商品与我们。反过头来，他凭借着地理优势和明国人身份，大肆向日本倾销海量的明国商品，几乎垄断了整个日本市场。很遗憾地告诉诸位先生们，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日本市场，或者说，我们被挤出了日本市场。”
1639年，日本江户幕府发布最严锁国令，除了大明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其他所有国家地区均不能前往日本从事外贸活动。日本锁国令颁布后，还有后续的动作，如禁止平民穿用丝织品，不许奢侈，又封闭银矿，减少生产，以导致银价高涨，达到迫使外国商品降价的目的。
日本锁国令，对荷兰人的贸易生态有极大的影响，因他们是依赖明政府的禁倭政策，得以用强大的航运能力谋取中日贸易的差价来赚取高额的利润。但郑芝龙却利用他垄断整个大明海域的特殊优势地位，以及较近的地理位置，迅速挤占荷兰人的贸易份额。
三年前，郑芝龙更是出兵袭取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位于台湾岛上的两个据点，使得荷兰人在大明附近失去了贸易中转的立足点。
而且，郑芝龙对整个贸易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对内地的战乱，他一直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因内乱影响丝织品的供应则作了有效的安排。在1640年，他从广东及澳门裹挟织布工人150多户至安海街外（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安海镇），就地生产，以提供充足的丝织品货源。
因为日本锁国令，对澳门的葡萄牙人打击是非常严重的，曾经兴盛的对日贸易就此没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批优秀的织工人和商人被郑芝龙迁移至泉州。当然，郑芝龙对他们也是有所补偿，允许葡萄牙人租用郑家船只和人员，可以打着郑芝龙的名义，前往日本进行零星的贸易活动。
虽然在三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芝龙达成和解，并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双方对日本市场进行了简单的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