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的某个时刻，随着津门掉出榜单，gdp最高的十大城市里北方仅剩帝都一地，“北方的经济发展为何大幅落后南方”再次成为了社会上最热的讨论话题之一。
没办法，从数据上来看，不管是面积还是人口甚至是矿产资源，北方十六省其实都比南方更有优势；但即便是这样，后世北方的gdp总量，却只占全国的35%，而南方却高达65%――二者之间的gdp总量对比马上就要达到了1:2这个夸张无比的数字。
虽然说gdp并不能代表所有问题，但这个数字背后所对应的“资金放置单位时间杠杆系数”，却与地区资金流动性息息相关，更与大众的收入、经济生活有着相对紧密的联系，因此由不得大众不关注。
对于这个问题，网上有许多看法，
有人说，这是南北之间的地理物流环境差异所造成的的，毕竟南方的水运和海运更为发达――不管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那一条条运输成本更低的大动脉，总归更能繁荣经济不是么？；
有人说，这种经济重心南移是气候环境差异造成的客观规律，并将历史时间线往前拉到了两汉隋唐时期――就算当今，东北的年轻人大量涌入南方，差点把三亚和版纳给挤满了，这还不够说明问题么？
有这是营商环境的差异造成的，毕竟作为华夏经济的三驾马车，一旦在“投资拉动”这块乏了力，经济怎么会好的起来？――君不见“投资不过黄河岸”、“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些话都已经烂大街了么？
就连彭x社也就这个话题得意洋洋地发了篇文章，将这种经济差异归纳于“市场经济模式的胜利”，并且再次把西方社会的那一套拿出来大吹特吹。
嗯……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稍微对新华夏经济史有所了解的朋友，而他又不打算忽悠你话，
那么他一定会告诉你，上述的巴拉巴拉，除去彭x社完全是在瞎扯的之外，其余的虽然不能说错，但放在当今华夏这个具体研究对象上，却只不过些浮于表面的皮毛罢了――很简单，即便你懒得去翻那一大堆新华夏经济史资料，但凡你肯稍微花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和总结对比太原（内陆北）、合肥（1/2北，1/2南）、南宁（沿海南）这三座其实更具有泛地域特点代表性的城市，你就知道原因了。
总之，造成南北经济差异的深层次主观和客观原因非常之多，但是不管从哪个维度去深入剖析……南北之间三农土地流转政策的差异，却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源震点。
………………
在一般人看来，不管是什么方面，华夏各地的政策应该是基本一致才对；
但实际上，就三农土地流转政策而言，南北双方的差异特别大，大到能让亲身体验过的人直接怀疑人生。
事实上，如果你把时间线往前拉到八九十年代，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水特别深的玩意――在所谓的南北经济大博弈过程中，土地流转是双方博弈的核心阵地之一。
首先讲个简单的故事：
不管后世的城市面积有多大，建设的有多漂亮；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一个现实――那些城市有小到大扩建的用地，
基本上都是周边农村的，属于村集体资产（这点非常重要），而事实上，后世的一二线城市中，在村集体土地上扩建出来的面积，甚至占据了城市总面积的70%以上！
2001年，作为华夏的中心，帝都那边尚是一个妥妥的大农村模样，于是在综合考虑下，即便是当地村委一直在做思想工作，但某位东莞的商人还是打算跑到帝都周边去建厂。
没法子，这时候的东莞工业用地的土地租赁费用已经涨到了13元/平米/月，一年下来就是将近150元/平米――虽然按10年租约来计算的话，对应的建安成本也不止150快了，但是他觉得太贵了。
等到了帝都城边，商人瞧中了某村的一块荒地，一询价，对方报价……10元/平！
商人一听，哟呵，可以啊，没想到帝都这边的租金这么便宜！
正自高兴间，对方补了一句――10块钱/平/天！
商人一听，合着这是300块钱/平/月啊，这一个月的租金都抵得上在东莞那边的两年了；就算在帝都这边建厂有千般好处，光光租金这一块，就足以把所有的好处全盖过去了――况且在帝都建厂也未必有那么多好处。
于是他试着讲价：5块钱/平/天好不好？只要把价格降下来，我跟你签20年的租约！
孰料对方一脸鄙夷地看着他：想得美，想签20年？知不知道这这附近的村能拿出来建厂的地就这么点了？
10块钱/平/天！租约最多签10年，爱租不租！
多少人求爷爷告奶奶都拿不到这块地呢，你不签有的是人排着队在后面等着！
而且忘了告诉你了，签约后，这块土地的使用权虽然归你，但同样的你要承担起这块土地的环境费用，什么绿化啊、排污治理啊之类的费用，你自行支付！
商人傻了，在东莞那边，正常情况下自己只需要支付租金就完了，哪里还需要承担那么多额外的费用？
于是乎，即便是商人非常想在帝都周边开厂，但租金太高，他实在不想冒那么大的经营风险，于是只能乖乖地回到东莞去开厂。
………………
看了这个小故事，可能有些人会说，北方太没服务意识了，那些村集体也太没有长远眼光了，一天到晚只会盯着那一丢丢点租金――人家过来建厂，把当地经济盘活起来，不是比什么都强么？
嗯……
我只想说，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必须明白，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北方的村集体能流转出来的土地面积总共就那么点，一个村甚至可能也就有个二三十亩，在土地资源如此稀缺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租金降下来？
同样的，北方每个村集体能够流转出来的土地面积就这么点，压根指望不上能让其发挥土地红利的规模效应――你凭什么要让人家在没有特定需求的情况下，牺牲自己的直接利益，去换取一个莫须有、甚至压根不存在的长远收益？
真以为那些村集体不需要向村民负责啊！？
你想了想后……
诶？
不对啊！
两广地区，以及珠江三洲那边的工业土地不照样是那些村集体流转过来的么？
怎么那边的工业用地资源那么丰富，都是动则几平方公里甚至十多二十平方公里连成片的，换成北方，却一个村就只能流转出二三十亩的工业用地来了？
恭喜你，点出问题的核心了！
………………
要回答上面的那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一份文件――那就是于1998年制定完成，1999年1月正式实施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实际上还有一份1989年《土地保护法》，但为什么不放在这里一起说，大家看完本章后自行脑补。）
从名字上就能知道，这是国家为了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开始在各地界定和划分“基本农业用地”，并对这部分耕地进行严格保护所出台的政策文件。
文件一出台后，由于基础农田厘清的非常严格，导致各地农村最终能流转成工业/商业用地的，也就只剩下“农村建设用地”，以及部分荒沙地了（其实山林湖泊也能流转，但是那些地段压根底就不适合用作工业/商业用地，再加上又有其它法律限制着，因此在这里不予探讨。）
想想看，就算是村民全部愿意搬出去，但一个村子里，能够流转出来的建设用地又能有多少？――要知道，由于改革开放后，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比较滞后，乡镇企业数量也比不上南方，因此大部分村能被叫做“建设用地”的，也就只剩下宅基地了（所以猜一猜为什么现在农村里的房子不能超过三层？）。
也正是因为如此，自1999年起，北方这边由村集体流转出来的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一直处于极度稀缺的状态――除非是上级特批或者协调（也就是所谓的拿指标），否则要想拿到一块合适的工业用地，真的要看运气，而且租金成本也远比南方要高得多。
正是因为如此，北方的企业才会呈现出“一切跟着指挥棒走”的态势，对于上级的服从性，也远比南方企业要强得多――毕竟作为一个实体企业，如果连合适的建厂用地都拿不到、稳不住，你还谈什么发展，谈什么壮大！？
………………
而南方呢？
很不幸，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对外开放的交流窗口，在《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出来之前，集中了出口制造业的两广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就把符合条件的土地更改性质了――也就是说，等到条例出来的时候，些土地早就已经是农村建设用地了，到处高楼林立，根本划不成基本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