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看到士气低落，就擅自改变策略，为了保证士兵轮休，他下令每牛录甲兵三人可以回家一次，后来还允许每牛录甲兵五人、每旗章京一人回家一次。
可这样还是不能让大伙满意，因为前期坑挖好后，后面都没事干，这么多人围在这里，不是浪费兵力和体力吗？
诸军将纷纷向多尔衮抱怨。
于是，为保持休力，养精蓄锐，同时和各军将拉好关系，多尔衮又下令把兵马分成两部，每月轮流来驻围，并将包围锦州的清兵后撤三十里驻营。
这下好了，祖大寿抓到机会，又偷偷运了一批粮进去，城中粮食更多，守兵士气更盛。
皇太极很快也知道这件事，他勃然大怒，立刻派济尔哈朗替换多尔衮。
济尔哈朗到锦州后，马上重新布置，调动三万大军把锦州团团包围，另六万大军准备继续他们的老套路，围点打援，同时一个个清除锦州外面明军的据点，所的墩堡，全被攻破，彻底切断了锦州与外围的联系。
到十一月秋收时，更把明军在锦州四周的粮田全部收割。
这件事祖大寿不知是故意还是疏忽了，就因为他们没提前毁掉粮田，满清在围锦州的时候，还得到了一大批粮，省却了部份后勤压力，和原历史上一模一样。
接着济尔哈朗和原历史上同样的打法，亲自带人，四面布营，深挖壕沟，围困锦州周边地区。每个营地之间，也挖出长壕隔断，日夜巡逻。围得水泄不通，史书称“驻扎屯田，令明山海关外宁锦地方不得耕种”。
此时双方这次对战，和战国时代长平之战极为相似。
满清相当于攻方秦国，祖大寿是守方赵国。
只要祖大寿坚守不出，守上三年，满清可能无奈退兵。
满清近九万兵马在现场，人和马都要吃，后勤压力极大，时间一长，吃饱都是个问题。
就看谁先顶不住后勤的压力。
很快，锦州被围的消息也传到了北京，而当时的京城中对增援锦州的意见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兵部尚书陈新甲认为应分兵三路：一路从塔山出发，攻击清军的西北面；一路从杏山出发，抄锦州攻击清军的北面；一路从松山出发，渡过小凌河，攻击清军的东面；明军的主力则从松山出发攻击清军的南面。
而这个计划的一切前提是速战速决，从陈新甲计划的出发点来看，这似乎挺符合当时摇摇欲坠的大明的基本情况，因为西北地区的农民军运动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朝廷在两面战事的情况下是根本拿不出足够的军饷来给出关的明军，而且此时的朝廷(包括崇祯本人)太需要一场实实在在的胜利来缓和帝国的危机。
而身为辽东主帅‘督辽总督’洪承畴却认为应用打持久战的方法来应对，尽量避免与敌主力决战或者轻易进攻，当让祖大寿坚守，援军步步为营，不轻易与敌军接触，用时间把围城的清军拖垮，然后迫其退兵。
但这种战略思想的最大弊端就是“旷日持久，耗费钱粮”，日落西山的大明帝国已经再拿不出这样一笔庞大的军费来给洪承畴打所谓的持久战了。
最终，一向急功近利的崇祯帝和历史上的长平之战一样，放弃了洪承畴的廉颇式稳守战术，选择了陈新甲等人的速战派的方案，并命令洪承畴立即出关解锦州之围。
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千里送人头还是小事，关键还送去了大量粮草和火器。
同样是崇祯十三年六月，崇祯下令救援的命令到了洪承畴那。
蓟辽总督洪承畴也没办法，当即调集各路兵马到山海关，计有大同总兵王朴（大同镇标+阳和督标）九千余人，宣府总兵杨国柱/李辅明（宣府镇标+怀来督标+柳沟镇标）镇八千余人，昌平总兵唐通（昌平镇标）六千余人，援剿总兵白广恩六千余人，蓟镇总兵徐敷奏五千人，东协分练总兵官曹变蛟九千余人，山海关总兵马科一万三千人，辽东分练总兵王廷臣（镇标一万人），辽东团练总兵吴三桂（宁远机动兵力--团练镇标一万人，辽东抚标三千人）。
全军八万人，号称十三万，另有四万多头骡马带着大量粮草和三千多门的各式火炮和充足的弹药支援锦州。
但洪承畴知道清兵老一套的围点打援，又吸取萨尔浒分兵四路的教训，他没有采用陈新甲兵分三路的策略，大军集成一团，步步为营，而且走的很慢，从接到命令去解围，到聚集兵马，再走到百里外的松山，居然过了足足九个月。（原历史他走了十个月）
一百里路用了九个月，事后按徐敷奏汇报给丁毅的话说，全军爬都爬到锦州外面了。
当然，我们可以考虑，当时洪承畴也是想和皇太极耗，估计皇太极没多少粮，所以走的比较慢，打算走上一年半载，耗走清兵。
只是他没想到，清兵在秋收时，把锦州外围明军囤的田全给收了一波，又得到大量粮食，继续围着祖大寿。
祖大寿如果换成丁毅，早就把外围的粮食自己一把火给烧的净干再说，那会留给清兵。
就这样，在洪承畴带着大军来到松山时，已经是次年（崇祯十四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