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共有十来个人，她们中有大学教师、工程师、作家、演员和记者。其中一个大学同学我认识，她是作家，她的作品我拜读过多篇，我没想到，原来她也是地下党员，比我入党还早。她的感情经历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敢爱敢恨，有关她的许多有趣的故事，以后有机会我说给你听，其他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路途坎坷，高跟鞋早就扔了，穿上布鞋，布鞋穿坏了，换穿草鞋。每天天刚亮就启程，一直走到天黑。刚开始每天走几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馆，后来要走一百多里路才能住下。就这样，我们在崇山峻岭沟壑纵横的山地中走了二十多天，路上密布敌人的关卡和封锁线。我们穿过重重封锁线，从粤北一直走到赣南，终于到达红旗漫卷的苏维埃根据地瑞金。超负荷的行走，我们都累得直不起腰，毕竟都是女孩，连脚都磨出了血泡，血泡变成老茧，何况我们还是负重行走。当我看到八角红军帽模样的中央政府大礼堂时，激动到泪流满面。啊，瑞金，我来了！
到达瑞金后，我生下了你的孩子。虽然我有报告过，我愿意和你做真夫妻，但是有孩子在先，报告在后。在苏区，可以自由恋爱，但结婚必须经过同意，在白区也有相同的纪律。我不但违反了纪律，还和你有了孩子，特别不为周围的人所理解。为此我受到组织的批评和相应处分。我被派去开垦荒地，抡镢头挖土窑，穿着带补丁的粗布衣，吃着黑豆小米。我不认为这是对我的惩罚，而是不同的革命工作。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法院工作人员与囚犯吃一锅煮的饭菜，我们的领袖同样住在简陋的土墙垒的农舍里，穿的也是打了补丁的衣服。理想信念给了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和勇气，因此我不在乎，反而为有你的孩子而骄傲。这些内心想法我没有人可以诉说，只能对一个人说，就是那位作家，她十分理解我、支持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将我写进她的小说中去。我天生热爱浪漫、热爱生活，我的黄头发蓝眼睛总是招来不信任，保育员也不接受我的孩子，我只好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可乐在其中。
在这里，生活的艰苦不言而喻，厕所尤其原始，蹲下去就有无数只苍蝇飞起来围着你嗡嗡叫，老鼠就在天花板上面窜来窜去。到达瑞金的首夜就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旧屋子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令人毛骨悚然。起初我用手指抹杀，而后用手掌，弄得满手臭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把身体装在里面，才能抵挡臭虫的进攻。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早晨照镜子得排队，轮到的人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共产”，一镜成多镜才解决问题。每人腰间挂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大茶缸，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男女都一样。生活虽然艰苦，但是人的精神面貌始终激昂。
我们的津贴标准为：士兵和班长一样都是一元、排长两元、连长三元，以此类推，团长以上一律五元。发的是苏区“边币”，一元边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身上有钱时就到镇上一家饭馆大吃吃一顿。苏区的饭铺只有四五家，使用着木头挖成的碟子，弯曲的树枝做成的弯曲的筷子。走在苏区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二两大的馒头，有的北方男生一顿起码能吃十三四个，我竟也能吃到八九个。
然而，艰苦的生活并没有使我们退缩或者意志消沉。你看宜昌沦陷、重庆受难，黄河决堤，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片国土接连沦丧，抗日战争几乎到了最艰难的阶段。而苏区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里汇聚了一大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衣服破烂不堪，装备缺枪少弹，但他们有为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和勇气。这是一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真正的革命军队，而我是其中一员，我为此骄傲。